贾康：从供给端发力破解中国经济增长瓶颈

有上述这种反思之“破”后，我们还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更开阔的、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的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 “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

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针对性。比如 “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是一种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

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无非是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 “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互动。

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是不可回避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特征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

我们还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就是物的和人的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借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把认识框架的对称性提高。这样的认识落到现实中，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缓解“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 “十八大之后新一轮改革能不能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通、越走越顺。

我们在上述基本认识基础上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在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分析认识，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发挥他们的贡献。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 “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大部制”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