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令响，举国上下全员参与开始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三十多年来，最吸引眼球的当然是跑在最前面的那个群体，全社会都在为他们加油鼓劲、喝彩助威，而对落在后面的人群关注度却远远不够。由此，导致快的更快，慢的更慢，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数据显示，我国最富的阶层与最穷的阶层占到了77%，中间层只占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社会呈现出一个中间塌陷的“M”形结构。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决不应成为只盯住奖牌的“竞技体育场”，而应成为全民参与的“健身俱乐部”。社会结构的畸形、社会阶层的固化倾向正在提醒我们，协调发展、合作共赢已成当务之急。我们的城市应该“等一等”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市民应该“等一等”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富人应该“等一等”我们的穷人，我们的国家应该“等一等”我们的人民。当然，“等一等”并非停下来静止地“等”，而是应想方设法减少快与慢的速度悬殊，千方百计降低前与后的距离落差，让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结构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正如“共同富”不是“一样富”那样，差距必须有，但务必保持在合理水平。
城市应该“等一等”农村
今天的中国人正像置身于两个连台悲喜剧中：在喜剧台上，高楼林立，笙歌靡靡，灯红酒绿，一幕幕人间喜剧演出正酣；在悲剧台上，断壁残垣，荒草凄凄，破败凋敝，接连展现。有人为喜剧而歌，有人为悲剧而叹。殊不知，每个人是观众也是演员。
城乡差距是一种合理存在，想必《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汴京要比当时的农村繁华得多；即便是现代的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城乡差别。关键是要看这种差别产生的原因是遵循市场的逻辑还是别的什么逻辑，以及产生的距离是在可控范围还是超出了社会承受度。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提出加速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但实现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业中取得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始于1958年的以城乡分割为特点的户籍制度，不仅在身份上强化了城乡的先天差别，更进一步成为加大城乡差距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继续实行优先发展城市战略，农村继续支援城市，农民继续服务市民，一切优质资源都向城市集结，城市发展迅猛，农村正在日渐凋敝。
有关资料显示，仅2012年我国内地已有摩天大楼470座，在建的332座，另有516座已经完成土地拍卖、设计招标或已奠基。自1887年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楼在纽约建成以来，美国在建及规划的摩天大楼至今只有30座。长沙设计的世界第一高楼“天空城市”838米，比迪拜的哈利法塔还高出10米，需投资近百亿，可容纳3万人。有报道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将以1300多座超过150米高的摩天大楼总数傲视全球。繁华大都市里除了高楼林立，还有着各种完善的配套设施。投资巨大的地铁和轨道交通已在30多个城市开建，尚有数十个城市在申报之中。18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智慧城市在全国193个试点展开后，又有超过250个城市在申报开建，专家预计2015年底将有70%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数十亿投资的超豪华大剧院在许多城市普遍流行。功能齐全的城市综合体、购物中心、大型商场、国际知名连锁超市等更是显示出现代化的程度之高。根据2013年中国商业地产产业化峰会发布的报告，2013年以来，一线城市商用土地成交量和开发量大幅增加，到2013年底，购物中心累计存量将达2.5亿平方米。十几年前，外国人评价中国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今天的中国，城市已远超欧洲，其光鲜亮丽堪称世界第一。不仅如此，中国城市扩张之快也令人惊叹，1990-2010年，中国城市扩张最快的浙江慈溪从2.92平方公里突变为213.17平方公里，扩张20倍以上的还有晋江、上虞等，超过一千平方公里的由北京一个城市猛增到7个城市。
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农村却在逐渐破败、凋敝。2000年到2010年，中国村庄从360万个锐减到270万个。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优质资源不断流失。农村的路、电、水、气、房等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仍然相当落后。“村村通”只通村部，农民出行难仍未解决。约3亿农村居民饮水安全尚未达到国家标准，工业点源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对农村环境影响日益恶化。农村教育日趋落后，农村学校在师资、设备、校舍、教学质量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差距巨大，农村孩子撤点并校后，面临新的上学难，调查显示，小学生家离学校的平均距离为10.83里，初中生34.93里。2010年清华大学农村生源占17%，而当年农村考生占比高达62%，与此相对应的是2012年全国中职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比高达82%。城乡都有医保，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但大医院、好医生、精设备却在城市，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
当前改革最大的红利都留在城镇，而市场消费最大的潜力却在农村。但是，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只一味地采取“圈地”、“圈钱”、“圈人”的方式，把最容易资本化的资源拿到城市，把最难以资本化的资源留在农村，使城乡收入与消费倒置，福利与待遇反向。眼下，大规模的村庄拆并和农民集体“被上楼”正是各级地方政府力图扭转农村走向颓势的一种努力，而这种努力更多地受制于土地财政的逻辑支配。即使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0%，仍将有5亿农民滞留在农村。依然在拉大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在警示我们，快速发展的城市应“等一等”农村，农村城市要一体化发展，统一规划，统筹推进。一座投资数十亿的摩天大楼就足以解决一个县的基本公共设施投资，一千多座就可以解决一千多个县的问题。要把农业、农村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推进，同步发展，全社会都应走出离农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的认识误区，树立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是并行不悖的一种文明形态的正确观念，改变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可以单兵突进的实践套路，让三大文明同时发展、同步发展、同样发展。总之，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必须坚决打破这样一种特权思维，那就是把人分为城镇户口、农村户口，然后分配权利和福利；把人分为本地户籍、外地户籍，然后限制外地；把人分为体制内、体制外，然后设计养老金制度；把人分为官与民，然后分配话语权。
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所谓管理最好的城市都有一个特征，它能让较好的人过上较差的生活；所谓管理最差的城市也都有一个特征，它能让较差的人过上较好的生活。如何破解这个悖论是一个新挑战。
我们希望城市化，但我们不希望畸形的城市化、变态的城市化，更不希望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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