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作为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的资本扩张性质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使得处于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尴尬境地。于是，新自由主义乘势重新崛起，并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大力推行而日渐兴盛，并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之所以推崇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扭转当时国内效率低下、经济停滞的局面，同时更是为了增强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力，特别是加大与前苏联对抗的筹码。
1990年，一些国际组织和学者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系统化，形成“华盛顿共识”，并用于指导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与改革。由此，新自由主义从一般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比如，“华盛顿共识”极力主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敞开国门，降低或取消各种贸易壁垒，为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扫清制度障碍。但西方发达国家本身却从来没有完全实行过这样的自由化，相反却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甚至滥用反倾销和特殊保障措施等，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华盛顿共识”极力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要求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其政治目的就是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以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统天下；“华盛顿共识”极力主张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或放松政府对经济特别是对投资和金融的管制，任由“看不见的手”掌控这些国家经济的调整和发展。而就发达国家自身而言，凡是有利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运行的国家干预、有利于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政府调控、有利于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政策措施，全部予以保留并不断加强之。由此可见，“华盛顿共识”表面上以维护和弘扬作为人类最高价值准则的“自由”自居，其实质却是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世界，为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并通过“三化”把公有制化掉、把政府的宏观调控化掉、把遏制资本扩张的力量统统化掉，从而达到用资本主义制度“规制”世界的目的。正如迈克尔·赫德森的分析：“作为一项国际政策，私有化主要是由美国政府的战略家推动的，目的是要瓦解俄罗斯的工业力量——并以此消除潜在的军事竞争对手。作为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私有化成为冷战的终结者。” 总之，新自由主义不仅是资本霸权的理论工具，更是资本扩张、资本奴役劳动的意识形态，是试图用资本主义规制世界的政治纲领。
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范式的实践后果：从虚假繁荣到金融危机
以“华盛顿共识”的诞生为标志，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球蔓延并一度呈加剧之势。结果是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里，哪里就不再自由了。拉美国家多年来作为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失业率剧增、贫困化问题凸显，尤其是民族工业遭受重创，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同时，政府调控无力，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不仅如此，金融自由化还导致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
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人民苦不堪言。1992年初，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依据的 “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经济稳定化。结果在实施“休克疗法”的十年里，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作为世界上曾经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已今非昔比了。1997年3月首发于泰国的挤兑风潮，挤垮银行56家，泰铢贬值60%，股票市场狂泻70%。由泰国引起的金融动荡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台湾、香港均受重创。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资产大为缩水的同时，欧美国家却利用亚洲货币贬值、股市狂泻的时机，纷纷兼并亚洲企业，购买不动产，以其1%的代价轻易获取了百分之几百的财产。而东南亚这些国家由于银行倒闭，金融业崩溃，导致经济瘫痪，从而激化了国内的矛盾，造成人心涣散，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导致国家政权不再稳定，危及到了各国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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