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式养老的出路

二、路在何方：一般性政策讨论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等发展目标。这可看成是未来社会保障、养老等民生建设的导向性文件。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此基础上就缓解老龄化危机、破除增长魔障做更为具体的政策分析。

从本质上讲，解决中国式养老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跳脱传统的城乡二元分治思维和部门利益，从更大范围通盘考量。题中之义是改革户籍制度，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实现城乡二元并轨。就养老而言，目前依然存在着“养老双轨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养老双轨制”是城乡分割经济政策演变的结果。只有改变这种从城市利益出发、由城市单方面制定人口流动政策的局面，从分割到融合的转变才能够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城市偏向的政策已经在改革，但只要户籍制度存在，就存在着政策反复的可能性。就长期而言，改革户籍制度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能提升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

在人口政策方面，既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曾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获取、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协调做出巨大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原有的生育政策已不适应新的“土壤”，反而成为未富先老的政策加速器。在此情境下，需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可以先扩大试点，再根据实际效应决定是否予以终止 。事实上，中共中央在1980年发布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而根据《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提法，计划生育仍为基本国策。显然，这样的改革难度是很大的。关节点在于，一是难以达成共识，二是已造就了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放开或终止计划生育政策，意味着要适当补偿该群体。

就当下而言，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丧失可能是更为具体的问题。随着大批劳动者开始进入退休年龄，人口会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人们的退休时间可能会推后，工作年限会提高，二是进入老龄生活的人也更多。这样的人口结构对增加资产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因为退休者的养老金将发挥作用，除开政府或家庭为他们的养老提供保障，其个人积蓄也将进入投资和消费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老龄化并不等于衰退。问题是，中国的老龄化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与对第二个人口红利期的畅想相比，我们更当尽力避免“萧条的老龄化”。毕竟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劳动者低工资、低保障的成本优势。何况，若仅从老龄化时期的储蓄动机来考察，尚不足以构成在推动经济增长上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媲美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还应该看到在健康寿命延长的情况下，老年人不啻宝贵的人力资源。尽管与青年人相比，老年人体力上稍显劣势，但其工作经验、知识积累总体上远胜于青年人。基于此，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只有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来考察，才会有显著意义（蔡昉，2012）。中国的现状是，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为60周岁、女性为50周岁（女干部为55周岁）。与预期寿命相较，这样的退休年龄显然定得太早了。就此而言，可以考虑延长退休年龄 ，开发二次人口红利。这一来可以减轻养老金负担，同时也能激发投资和消费热情、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见专栏3）。当然，延长退休年龄需适当兼顾劳动供给性质与供给意愿。因为受身体的局限，体力劳动者往往难以在体力工作岗位上延长退休年龄。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老年人就业趋势已在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逐渐兴起，将在今后数十年内改变这些发达国家的就业市场格局。调查数据显示，超过65岁仍在工作的美国老人中，有10万多名农民和牧场工人、大约10万名巴士和出租车司机、2.5万名音乐人士、1.7万名交通协管员，以及超过8万名企业高管（包括股神巴菲特）。一些老年人在专业领域享有“高龄也高薪”的优势，例如律师。更多老年人谋得的是低薪岗位，如零售店店员和看门人。从2010年1月至今，55岁以上求职者“瓜分”了美国70%新增就业机会。同时，越来越多企业和工厂也愿意为老人提供工作岗位，认为他们为人可靠、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