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此外，人口红利减弱，未来我国企业成本上升影响出口。自2006年以来，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而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老龄化速度加快。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减弱，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导致企业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企业成本进一步上升，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逐步消失，依靠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受到制约。

第四，环境的制约。随着全球变暖，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各国的共识。我国作为全球碳排放量居第二的国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京都议定书》一旦生效必将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出口规模产生影响。

2．政府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2003年我国政府发行7000多亿元国债，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西部开发、西气东输、青藏铁略等重大项目。2008年爆发全球全球金融危机，为抵御国际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和“保8”的增长目标，国务院批准在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方面投资4万亿。丛明对1998~2003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于GDP增幅的直接贡献率，在1.5~2个百分点之间 。此外政府投资还通过带动私人投资、增加最终消费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GDP的拉动作用在下降，1998年为1.5%，1999年为2%，2000年为1.7%，2001年为1.8%。此外，从政府支出对固定资产投资乘数来看，1998~2003年1.83，而2009年1月到2010年7月间的政府下降到1.52。这些数据表明政府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第一，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投资在GDP 中所占比重过高。通过对2003~2011年美国、日本投资支出在GDP所占百分比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投资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过高，相当于是日本的2倍，美国的3倍。

公有资本投资 在总投资中所占比例较高，各级政府投资仍然是投资的主要来源。自2004年以来，公有资本投资在总投资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从2004年的61%下降到2009年的50.69%，2010降到47.9%，这意味着总投资中近乎一半以上的投资源自各级政府，公有资本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在24%~30%，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比较大，一旦政府投资减少，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

第二，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弊端。首先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表现为政府投资增加引起利率提高导致私人投资减少，同时因政府投资多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会引导私人投资增加，因而产生挤入效应，挤出效应与挤入效应大小不仅取决于政府投资领域，而且取决于对私人投资的限制程度等。许晓明（2010） 研究表明，我国政府投资在公共投资领域对私人投资表现为挤入效应，通过修建铁路、公路，完善基础设施为私人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引起私人投资的扩张。而在竞争性领域，我国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表现为挤出效应。

财政赤字 增加导致政府债务风险加大。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的赤字规模迅速增加，赤字率由1998年的1.11%上升到2002年的2.64%，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3.9%。此后逐年下降，2007年实现财政盈余。2008年底4万亿投资计划使得赤字率快速上升，达到2.28%。虽名义赤字率低于欧盟3%的警戒线，若加上同期国有企业承担的养老金欠账、银行不良贷款等隐性债务引起的赤字，实际赤字率高达8%~9%，超过国际上的赤字警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