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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未富先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
主编 邹东涛
2013年08月13日15:04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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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会有所差异。比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演变历程的考查,可以认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依次经历了自然资源为主源泉、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为主源泉,以及部分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创新驱动等阶段。相应地,从一种要素为主的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嬗变,可看作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结合实际,我们认为中国正处在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为主源泉的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过渡。作为技术追赶型国家,我们当前的增长模式还未脱离物质资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故而以“铁公机”建设为代表的基建投资和相对低廉的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十分明显。

一、劳动力增长与经济增长

基于研究目的,我们着重考量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因素。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提早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中国企业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以质优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现有经验研究也有力说明了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譬如,最近的研究表明由劳动年龄人口份额比重上升和人口抚养比下降所导致的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处于1/6~1/3之间(胡鞍钢等,2012)。

尽管经济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存在不同步性,但还是相关的。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高的年份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也较快。当然,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实际参与劳动的人就多。但经验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是比较稳定的,目前大概处于75%的水平。换言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是递增的。例如,2011年中国经济活动人口为78579万人,比上年增加191万人。这兴许就是人们为什么会对“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心存疑虑的根由所在了。因为通常人们会就此反问:既然你说转折点来了,那为什么劳动力人口、经济活动人口还在增加呀?如前文所述,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特征完全消失,而是从“无限供给”状态向“有限剩余”过渡。这是我们立论的基础。那些不愿接受转折点到来的人,实质上是不情愿接受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可能耗竭的相应推断。

二、未富先老对经济的挑战

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典型例子要数“欧债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番“欧债危机”便是由老龄化引致或强化的。因为很多欧洲国家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抚养比高。譬如,2010年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老龄化率就已分别达17.0%、20.4%、16.8%以及16.6%。加上这些国家的高福利惯性,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最终引发危机,阻碍经济增长。

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经济增长的过程遭遇了“未富”和“先老”的双重阻击。前文说过,在消费难振、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仅剩其一——投资,而老龄化又使传统的人口红利在逐渐丧失。具体而言,过度依赖投资会造成经济增长源泉的单一化、畸形化,容易引发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最终不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最近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也显示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产生不利影响(胡鞍钢等,2012)。

不言而喻,未富先老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极大制约。那么,在这种“交叉火力”之下,中国经济能成功“突围”吗?我们认为,要想成功跳脱未富先老的“包围圈”,就得正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逐步终结传统的增长方式。从国际看,日本是个很好的借鉴对象。但中、日两国有个很大的不同点,我们是未富先老,日本则是“既富且老”。尽管日本的老龄化程度已是世界第一(2010年其65岁以上人口比重已高达22.7%),但按购买力平价折算,2010年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5倍。更何况其养老制度已较为完善,资本市场也远较中国发达。譬如,截至2011年底,日本的国家公共养老储备基金资产规模已达13128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美国为26090亿美元)。而且,日本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也优于中国。2008年,其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增加值分别占GDP的1.5%、20.8%和70.5%,第三产业很发达。这预示着中国不仅要注意学习日本的养老金运作经验,更当注重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显然,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应主要依托于服务业,拓展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此外,与印度相比,虽然中国整体上优于印度,但印度服务业的发展要快于中国,其增加值已占到GDP的55.4%。考虑到老龄化程度,印度很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比较优势的潜在接替者,经济领域的“龙象之争”会愈加明显。

总之,我们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未富先老给中国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模式提出特殊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从现实看,2010年中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已超过1万亿元。预计2050年前后将达到年均5万亿元。而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将催生大量的就业机会,从2010年到2030年,我国养老产业从业人员将从2000万人激增到7800万人,提高就业率约2%以上,养老产业规模或可达20万亿元以上 。要之,无论是应对挑战还是抓住机会,都要求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走出发展困境。

 

(责编:实习生、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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