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多年来，“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似乎很火。在一些人眼里，公民社会天然合理、天然正义，是应该无条件地予以肯定的“好东西”。

公民社会好在何处呢?按照其倡导者的说法，好就好在公民社会能够对政府的公权力构成制约，从而促进民主的实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南欧、东欧、西欧、北美一些人提出公民社会是民主前提条件的理论，他们把公民社会说成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甚至充分条件。九十年代初，这种理论传入中国研究领域，继而传入中国学界，很快就成了显学。自此以后，国内外总有一些人拿着放大镜在中国寻找公民社会的蛛丝马迹。

然而，只要稍加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说辞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名不正，言不顺”;二是“名实不符”。换句话说，公民社会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编造出来的一个粗糙神话，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神效未必存在。真正值得中国人追求的是构筑一个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社会。

正名：国外定义“公民社会”的三种策略

要判断一个东西是好是坏，必须得先弄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公民社会”是从西文civil society翻译过来的。事实上，civil society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本身就是个问题。译法与概念的内涵紧密相关;概念的内涵不同，译法当然也应不一样。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不管是自由主义者(如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对civil society的理解基本上仍然属于“市民社会”(即人们以私人或市民身份活动的空间)范畴，尽管他们对市民社会所处的位置及其在政治上的意义争论不休。

直到过去二十多年里，civil society才被赋予了“公民社会”的含义：它既是一片不许国家公共权威涉足的空间(私域)，也是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基地(公域)。问题是，把civil society理解成“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其内涵与外延比较容易把握，但一旦被理解成“公民社会”，其内涵与外延却十分飘忽。

定义“公民社会”的第一种策略是指出它不是什么：它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国家，更不是市场，而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空间。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这片空间叫作“社会”，而要把它叫作“公民社会”呢?显然，并不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全部空间都可以被称作“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特指其中某些部分。那么，到底是哪些部分呢?

另一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列举属于这个特定空间的人类组织。2011年出版的《牛津公民社会手册》列举了六类组织，即“非营利部门”、“发展型非政府组织”、“草根组织”、“社会运动”、“社会企业”、“国际公民社会”。不过，我们也许还可以想到其它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提法，如“独立部门”、“第三部门”、“慈善部门”、“志愿部门”、“免税部门”、“社会经济”、“民间社团”、“公共领域”、“社会网络”等。还有一种据说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叫作“公民社会组织”。这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知道什么叫“公民社会组织”，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公民社会”;而要了解什么叫“公民社会”，又必须知道什么是“公民社会组织”;此乃典型的同义反复。

不少人以为上述类型的组织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新现象;其实，它们中的不少是古已有之。在很多国家，宗教性慈善组织和民间互助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英国便是一个例子。在有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和新加坡，那里的某些非营利组织的历史甚至比国家本身的历史还要长。

真正的新现象是把本不沾边的各类组织统称为公民社会。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毕竟不同，在不同国家，看似与公民社会概念沾边的组织特征不同，叫法也因而各异。更何况，不管各种类型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有交合，任何两者之间都不会完全重合。这样一来，哪怕有可能列出长长一串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类型，人们还是不清楚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

第三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厘清它涵盖的组织具备哪些共性。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以前叫作“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从“结构—运行”的视角归纳出公民社会的五个特征：组织性、非营利性、自愿性、民间性、自治性。然而，这五种特征的内涵并不容易确定，该研究中心核心人物萨拉门教授对它们的说法就有变化。更重要的是，这套标准未必与现实相符。

“组织性”意味着公民社会必须展示相当程度的组织化、制度化。非正式的、临时性的、随意性的聚会应不能算作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但萨拉门教授后来认识到，不能排除那些未经正式注册的组织，以及非正式的组织，但他继续强调这些组织必须有日常的会面，必须有会员、必须有被参与者接受的决策机制与程序。问题是，现实中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没有真正意义上会员的社团;更不要提虚拟空间已出现的大量网上团体。而它们算不算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呢?

“非营利性”意味着组织可以赚钱，但只能用于完成组织的使命，而不能将利润分配给其所有者和管理者。问题是，中饱私囊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不一定非得采取分配利润的办法。近年来，由于政府拨款减少，西方(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多的所谓“非营利组织”卷入赢利性活动，致使“非营利组织”与“营利性组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有关“非营利组织”的高管们薪水向大公司高管看齐的报道也不绝于耳。

“自愿性”意味着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是以自愿为基础的。这里的“自愿”缺乏严格的定义。问题是，在具有合作主义传统的那些国家(包括不少欧洲国家)，工会、商会、专业团体等组织并不是完全自愿的;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包括美国)，人们参与宗教组织活动往往从不懂事时就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自愿的。这些组织是否应该被排除到公民社会以外?

“民间性”本来被定义为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不是受制于政府;但后来萨拉门把“民间性”定义为它们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这些组织接受政府的资助并不降低其“民间性”。问题是，这些组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资助才能生存?如果它们离开政府的资助就无法生存，那么它们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民间性”?

“自治性”意味着各个组织自己管理自己，既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资本或其它组织。直接“受制于”也许少见，但如果民间组织资金主要来自外部(如政府拨款、基金会资助、外国援助)，那么政府政策(尤其是拨款政策)、金主的偏好、外国捐助者的资助重点能不削弱那些仰人鼻息的组织的“自治性”吗?

综上所述，虽然civil society这种提法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即使在当代，各种对它进行定义的策略也都不太成功。换句话说，civil society原义的“名”还未“正”。civil society的中文译名也同样未“正”。前面提到了“文明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三种可能的译法。而译为“公民社会”往往会使不了解其西文原义的国人产生种种不相关的联想，仿佛“公民社会”是某种更理想的社会类型(而不是社会团体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