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公民社会”的神话

不仅“公民社会”的概念名不正、言不顺，更麻烦的是，虽然新自由主义哺育出的所谓公民社会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不胫而走，它却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事实基础，是不折不扣的神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各国实际情况的分析表明，新闻媒体和大众读物对公民社会的一些颂扬与真实情况有很大距离。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对外部世界提供的不同模式非常感兴趣，但这也可能造成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外部事物上去的危险。因此，有必要对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神话加以剖析。

同质的神话。公民社会理论谈到公民社会时仿佛它是一个整体，好像其中完全不存在阶级差别，各种团体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这当然是虚妄的假设。任何明眼人都知道，现实中的公民社会绝不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它也绝不是个牧歌乐园。恰恰相反，公民社会中有贫民窟与花园别墅，有血与泪，有剑与火。把它描绘成宁静、和平的去处，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欺骗。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对社会中阶级关系所作的犀利剖析：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必将造成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利益差别可能导致利害冲突，利害冲突会引起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

圣洁的神话。近年来，对各类民间组织的赞誉可以说是不绝于耳。人们谈到营利性企业时会联想到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缺乏爱心;人们谈到政府时会联想到贪污腐化、繁文缛节、效率低下。据说，民间组织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在充斥着权力和金钱游戏的当今世界，它们是一股清流。在很多人心目中，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形象是十分圣洁的。他们认为民间组织是爱心的体现，是正义的象征，是效率的化身，是互助、参与、自治的途径，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民间组织不仅济贫救困，热心公益，它们还给人们以归属感，并用它们的存在来促进社会的多元化。此外，由它们来提供社会服务也比由政府机构来提供更到位，更有效率。总之，民间组织是块净土，代表着人世间的真善美。我们并不否认某些民间组织具有上述某些特征，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并不是所有民间组织具有上述所有特征，民间组织的发展中也有假、恶、丑的一面。一些学者早就观察到，参与民间组织活动实际上是社会精英显示自己身份的一种方式。一批实证研究表明，参与民间活动有助于保持和促进上层阶级内部的团结，并使他们得以主导非营利/非政府活动的方针政策。

独立的神话。公民社会的拥趸者最看重民间组织的自主性。“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独立部门”等这些提法都暗示民间组织独立于企业和政府之外。但在赞扬公民社会自主性的时候，大多数人似乎都忘了问一个问题：民间团体到底靠什么资源生存、靠什么维持其独立性?在两种情况下，民间团体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自主性或独立性。一是它们的运作主要依靠其成员的志愿服务(时间方面的捐赠);二是它们的运作主要依靠人们(包括其成员)在财物方面的小额捐献。这种类型的组织确实存在，但它们规模小、影响小，公民社会理论关注的从来都不是这些组织。

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神话。公民社会理论的意识形态基因是“自由主义”，凡是谈到公民社会的“独立性”都是指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在这套话语体系中，公民社会似乎是一块净土，国家仿佛充满乌烟瘴气;好事似乎都是公民社会干的，坏事仿佛都是国家干的。按照这套话语体系的逻辑，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对立关系：政府作用的扩大必然导致民间组织活动空间的萎缩;反之，如欲拓展民间组织发展的空间，政府的作用就必须受到限制。这套国家与社会对立的逻辑连美国这个案例都解释不了。从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美国政府的干预范围在二战以后扩张得很快。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加。二战刚结束时，全美只有不到十万非营利组织，这个数目到六十年代中期已增至三十万。光是在约翰逊总统宣布实行“伟大社会”计划的当年(1965年)，向国税局提出建立非营利组织的申请就比前一年翻了一番。此后，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开始剧增。八十年代初里根上台以后，风向骤转，限制政府干预范围成为施政目标。但这并没有为美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带来一个兴盛时期。虽然组织数量似乎没有明显变化，但它们的发展却面临了更多的困难。美国的例子说明，政府干预不一定会制约民间组织的发展;政府功能的萎缩不一定有利于民间组织的发展。

民主动力的神话。自由主义之所以强调民间组织的独立性、突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公民社会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俄罗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进行民主转型之前并没有多少像样的民间组织，但这些国家仍然转向了所谓“民主”体制。假如公民社会真是民主体制基石的话，那美国民主恐怕已岌岌可危了，因为自1960年以后，参与社团的美国公众比重已大幅下降;到20世纪末，已回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