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执政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执政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而在诸多挑战和考验之中，最可能、最危险、最容易出现的是脱离群众的危险。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批示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文件发给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三百周年而作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李自成攻陷北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终导致失败。毛泽东认为本文有重大战略意义和参考价值，下发全党学习。在解放前夕的七届二次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分析道：“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并且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相继发动了“三反”、“五反”等运动，提倡艰苦奋斗，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并且提出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两面性”。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还多次发动了党内的整党整风。如1950年的整风、1951—1954年的整党、1957年的开门整风等，突出解决干部中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党员中不想继续革命、不求上进、个人主义、脱离群众等问题，以及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他不断地指出：“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毛泽东还辛辣地讽刺了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等现象。他说：“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甚至在毛泽东的晚年，也在念念不忘防止党脱离群众的问题。他讲道：“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总的讲，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根据执政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群众路线作了新的丰富和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文献是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一报告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新的概括，系统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来做。他特别强调：“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思想都是十分珍贵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既受欢迎，又有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对于这些珍贵思想的实施，尚未从根本上摆脱战争时期形成的党建模式和工作方式，尚未找到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党建模式和工作方式，因此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防止脱离群众危险的问题，尤其是尚不能摆脱不断搞政治运动的怪圈，甚至在后来出现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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