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扩内需特别是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不仅是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有效路径，更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举。但消费促了多年，消费率却始终徘徊不前，甚至有的年度还在下降。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什么样的消费率是合理的？我们分别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臧旭恒和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服务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雪峰三位专家进行了探讨。

中国消费率缘何徘徊不前？

记 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稳步提升，消费年均名义增长率都在15%以上。但放在国民经济结构的背景下考察，消费增速则明显低于投资和GDP增速，表现为消费率的长期波动不前，2000年以来更是呈下降态势，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降到2011年的49.1%，居民最终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5%。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飙升到2011年的48.3%。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

马晓河：收入是决定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一升一降应当主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找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经再分配调整后，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由1992年的33.69%上升到2010年的46.66%，居民收入占比则从66.31%下降到53.35%。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和企业是投资生产的主体，居民是消费的主体。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必然在结构上引起投资率的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

再从居民内部收入分配来看，收入分配政策总体上有利于高收入群体、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0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中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4.16倍，而20%的低收入家庭只增长了2.79倍。我们知道，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有明显差异，调查显示2011年城镇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53.1%，而低收入家庭则高达90.3%。因此，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就越容易转化为储蓄和投资，不利于促进消费。

记 者：相关研究表明，自199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意愿增加，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这既缘于收入水平的变化与分配差距的扩大，也和转型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相关。比如，人们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预期支出压力较大，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特别是房地产价格高企，使得人们不得不抑制即期消费以满足居住需求。但当我们将视角扩至世界范围时，就会发现，消费率的波动下降并非“中国特色”，而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

马晓河：确实，我们对世界24个大国1970—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从500到5000美元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这些国家的消费率都经历了长期下降的过程，而且也都会再进入逐步提升的阶段。多数国家在人均GNP3000美元左右（当年价格）时迎来拐点期，但亚洲国家一般是在4000美元之后才出现拐点，而东亚国家则会更晚一些，日本、韩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转换都是在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以后、第一产业比重降到10%以内、城市化率提高到70%以上时发生的。综合分析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文化观念、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我国消费率开始上升和投资率开始下降的时段，应该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出现。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率提升的拐点期。

拐点期的来临有着深刻的经济学涵义。第一，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一般伴随着经济的较高增速，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开始由投资向消费转移，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会有一个明显下降，对此我们应正确看待，不能简单地沿用GDP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惟一指标。第二，拐点期的来临也就意味着提振消费和结构调整的窗口已经打开。我们要把握机遇，改革不利于消费的体制机制，要调整政府、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调控好收入分配差距，还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国家财政转型，改革税制促进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公共支出更多地向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医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重点领域倾斜，构建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

记 者：消费领域存在的“二元”特征也亟待调整，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0%，却只贡献了全部居民消费支出的25%左右。充分释放农村消费潜力，除了要继续对农村地区加大投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还要与国家城镇化的总体战略相衔接，集中搞好中小城镇的规划和配套，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真正成为市民，从而实现消费一体化，而这也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把城镇化作为释放内需的最大潜力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