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三峡文化现象

三峡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及现象，其后面都有峡江独特的地理生态及人文要素在起着作用。

三峡是我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亚洲古人类的发源地。距今204万年“巫山人”的发现，为亚洲人类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揭开了三峡地区乃至中国和亚洲人类的序幕。

此后，三峡人类文明未曾中断，并且不断向西、向南扩张。向西，从武落钟离山走出来的廪君巴族白虎部，是巴族最具有生命力的一支，首领名叫务相。他们沿着清江（即夷水）征服了盐水神女部落，随后出清江，溯长江而上，以枳邑（今重庆涪陵市）为都城向东向西扩张，攻占大片领土。并在今重庆长江、嘉陵江交汇处依山建都城，曰“江州”。极盛之时，巴国领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再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朝南，则有楚族一部走出三峡地区，顺着三峡通道向东扩展，到达江汉平原，其势力扩展到了两湖鄂东，直抵江淮平原，跨南方半壁。楚国极盛之时，南卷杨越，北达黄河，东并吴越。

为了争夺盐资源与土地，楚人不断西进，“巴楚数相攻伐”。在楚巴战争中，巴国逐渐衰弱。楚人占领巴国都江州后，迁楚人于江州以东，与巴人杂居相处。《华阳国志·巴志》称：“江州以东，濒江山险，其人半楚。”说明当时巴人、楚人杂居很多，而巴、楚文化则通过这种杂居不断融合。公元前316年，秦派大军灭巴蜀，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巴的都城为江州。巴国虽然灭亡，但巴这种源自三峡特定生态环境的文化形态却保存下来，成为其后三峡文化的主线。这根主线就是：崇尚勇武的尚武风气；以巫文化为主的原始宗教；独具特色的峡江习俗与艺术；忠勇刚烈、承担大义的牺牲精神；强烈的群体认同与族群意识等。这些因素构成早期三峡文化的内涵。

在三峡地区的，雾峡霭、云霞缥缈、峡峭壁高的高山峡谷中，随着时间的积淀，三峡文化孕育出灿烂多彩的文化特色与文化现象。例如移民文化、航运文化、军事文化、巫文化、诗词文化、民间艺术文化、石刻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现象既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也包含着三峡文化共通的三大文化要素在内：即三峡所具有的大河流域人文走廊的文化要素，神妙奇幻、险峻莫测的山水文化要素和盐丹资源文化要素。正是这些文化要素的相互融合与同构，使其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有着三峡文化独特的内涵和特质，形成并构建了三峡文化这种有着悠久历史传承又特征鲜明的文化形态。

以三峡地区巫文化为例，长江三峡是巫文化的重要传播地区。三峡峡谷坡陡浪急，山高林深，人迹罕至。加上巫山云雨，神秘莫测，往往使当地居民易于产生和接受巫鬼信仰，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巫字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三峡巫文化历经传播，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宗教文化。例如流行于此的巫教、巫术、祭祀、避邪，以及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巫风、巫俗、丧俗、禁忌、巫医、巫歌、巫舞、巫戏（傩）、巫画、巫书、巫诗等。三峡巫文化既与三峡巫山云雨、山高林密的地理状况有着直接关系，又和三峡盛产的食盐和丹砂有着重要关联。上古三峡巫溪宝源山盐泉盛丰。而丹砂为药之上品，远古先民认为它可以使人长生不死，起死回生，视为仙药。《说文解字》释“巫”时，提到“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经·海外西经》曰：“巫咸国，群巫所以上下也。”今本《巫溪县志·附录》释曰：“以‘巫咸’名国，这‘咸’就与盐有关。《说文》云：‘盐，鹹（咸）也。’”说明巫与三峡之盐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大巫山有盐、丹砂，故这里氏族、部落云集，巫师众多，《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就是指大巫山的巫师与盐、丹即百药有着密切关系。

三峡航运文化也是一种以大河流域走廊文化、峡深流急的山水文化、盐丹资源文化为内涵的文化表现。大河流域的咽喉通道特色，使往来客商不断，形成交通东西部的黄金水道；而川江流域峡隘、滩多而流急，沿江两岸起伏着的绵延不断且气势雄伟的如屏群山，使三峡交通地理形势险峻；而盐业文化使其社会风俗深受其染。正是咽喉通道、巨大物流促使三峡交通的繁荣；而险峻流急的三峡河道又产生了三峡独有的纤道、纤夫，产生那种石破天惊般高亢激昂，震慑长江魂魄，千古绝唱的川江号子，也产生了音质各异、抑扬顿挫、长呼短应的汽笛声——三峡轮船语言；沿江两岸陡峭不平的市镇格局，又产生了三峡沿河城镇特有的脚夫、力夫、挑夫、抬工等下力“棒棒军”，产生了川江船夫发明的，为了驱寒、除湿而特有的鲜、香、麻、辣、烫的火锅饮食文化；四川大量的盐业运输，使川江航运兴隆，沿河两岸民风都沾染上盐文化的味道。特别是两次“川盐济楚”，即清末的川盐外运济楚，和抗日战争时为了突破日军封锁，大宁盐厂的盐经过三峡运往湖广，使得三峡沿途城镇振兴，船帮昌盛，其文化习俗更加具有峡江与盐资源文化的气息。

再如三峡诗词文化。三峡是诗歌的圣殿，从古至今，云遮雾绕、山水奇雄的峡江两岸，到处都可以拾到古代诗人遗留的不朽诗篇。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大诗人，如屈原、宋玉、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孟郊、刘禹锡、元稹、李贺、黄庭坚、王安石、司马光、苏洵、苏轼、苏辙、陆游、范成大、李调元等，有的曾在峡区为官作吏，有的在峡区旅居、漫游，写下了大量歌咏三峡、堪称千古绝唱的不朽诗篇。据统计，历代歌咏三峡的诗作超过4000首。从屈宋楚辞、汉代巴地民歌、魏晋时期的乐府诗，一直到唐宋时期，无数诗人云集三峡，形成了三峡诗词文化。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许多诗人模仿乐府民歌歌咏三峡自然风光，内容上以歌咏巫山神话和三峡风光为主。唐宋三峡诗歌如繁花纷呈、百川激荡、名篇辈出。李白的三峡诗、杜甫的夔州诗、白居易的忠州诗、刘禹锡的夔州诗、陆游的三峡诗歌等等，美不胜收、精彩纷呈。例如李白一生三入三峡，前后写下了22首三峡诗，其《峨嵋山月歌》：“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至今传诵不绝。而这种诗词文化的背景，既是雄壮的瞿塘峡，婉约的巫峡，行云流水般的西陵峡神幻山水文化的产物，也是受到三峡大河流域走廊文化的催生。许多骚人迁客由楚地入川，或者经由三峡通道出川，在这片诗歌峡谷、山水画廊里，都会为这种独有的奇幻山水所倾倒，写下万古流芳的诗词华章。所以，三峡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及现象，其后面都有峡江独特的地理生态及人文要素在起着作用。正是这些文化要素的内在融通，才使得三峡文化形态和现象，尽管丰富多彩，形式各异，但其内涵却是三峡文化这根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主线在贯穿，在融通。

三峡文化特性与精神

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承而又特征鲜明的历史文化形态，三峡文化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这些特性充分表现在三峡文化的内涵中。

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三峡地区的人口与社会几经变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文化内涵却一直延续。在三峡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移民。例如秦汉时期，大批中原、北方移民进入巴蜀及三峡地区。明初及其后期，战争连年，民舍成墟，人口锐减，于是政府鼓励湖广民众迁入巴蜀及三峡地区等，形成“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高潮。在抗日战争中，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工厂、学校、企业及其人员、家属随之迁移到重庆及三峡沿江区域。在重庆市区，人口由1937年的47万，飙升到1945年的124万，8年间增加了近80万人，是过去的三倍。这种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到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改变。一方面，大批移民植根三峡地区，带来了许多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由于三峡独特的生态人文环境，其基本精神仍延续下来。例如许多三峡移民族群，除了保持部分自己原家乡风俗外，更多的是吸纳了现居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方式，使三峡文化内涵，例如崇尚勇武、忠勇刚烈、承担大义、敢于担当、强烈的群体认同等成为其文化基本内涵。这使得三峡文化在变革中延续，在延续中变异，其连续性与变革性的特征十分突出。

三峡文化具有很大包容性。以三峡宗教为例，在三峡宗教文化中，儒、道、佛三教的包容、融合现象十分突出，这在宗教石刻中表现非常明显。例如闻名世界的大足石刻，上自唐高宗永徽和乾封年间（公元650—655年），中经晚唐五代，盛于两宋，延续至明清，历时千余载，可谓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在大足石刻中，儒、道、佛三教造像俱全。但是这些佛、道的石刻造像中，其内在精神却渗透着三峡本土文化的特点，即以佛教、道教为表现形式，其内容却是儒家世俗伦理精神，并且以儒家世俗伦理的专一性、本根性来统合佛教、道教。在大足石刻造像中，佛教造像宣传的是儒家封建纲常伦理如“忠”“孝”“贞”“节”“顺”等内容，诱之以福乐，威之以祸苦，以佛教教义启发人遵守世俗的社会纲常伦理，来诱导人的向善性。这种宗教文化现象随处可见。所以，在三峡宗教文化中，既有包容性，又有植根于本土文化的世俗性、本根性在起着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