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几次实践

1978年改革开放，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自主经营权，恢复了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形式，农民得到了实惠。不久又解散了人民公社，重建乡镇村的体制，这是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一次冲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但农村改革进入到流通领域、城乡关系等重要方面时，就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曾有几次农民要求改革户籍制度，都遭到了否决。结果，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被保持了下来。

九十年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取得成效，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城市的二、三产业大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涌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原来的农民工是以离土不离乡为主的，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则以离土又离乡为主了。到2012年，有关部门统计，农民工总量为2.626亿人，其中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超过1.633亿人。这么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是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种农民工体制，他们干的是产业工人的工作，拥有的却是农村的户籍、农民的身份，收入很低，过着两栖的生活。农民工在城里得不到应有的公共服务，享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和权利，也融不进城市。从体制上分析，原来的城乡差别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农民工常住到城里，我们对有户籍的市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民工实行另一种政策，实际就成了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这样不公平、不合理的体制，致使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冲突多发、频发，成了中国特有的城市顽症。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彻底废除农业税费，给种粮农民多种直接补贴，大量增加对农村的投入，进行大规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恢复推行新农村合作医疗，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在农村推行低保和新型工伤保险制度。所有这些强农、裕农、惠农政策的密集出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了粮食总产九连增，农民收入实现九连加。

这十年，党和政府一开始就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付诸实践贯彻落实了，也切实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我们为此投入了很多力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成效并没达到我们的预期。2001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2.9，2012年扩大为1:3.13。现在农产品的供求现状已相当严峻，既定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基本自给的方针，受到了严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