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苏共实行的“新型干部政策”，改变了军官队伍的纯洁性，致使危急关头军队退缩倒戈

苏共从建党初期，就把“采取特别措施，培养、选拔忠诚合格的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935年5月，斯大林在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的论点，是苏共指导军队建设的纲领性口号。为确保各级军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并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苏共及其军队采取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干部晋升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严格的选人用人标准和军官政治审查、实践考验识别制度。在苏联最危急的卫国战争初期，从劳改营放出来的军官，有的还背负着不白之冤，仍然带领部队英勇作战，直到牺牲；他们没有因冤而放弃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临阵退缩或临阵叛变；罗科索夫元帅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直到战后他病亡时，档案中仍然留存着内务部枪毙他的命令。

为扫清“改革与新思维”的阻力，推开“政治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取消了苏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对军官晋升的政治审查，利用“鲁斯特事件”安排了大批“新型军队领导人”。截止到1988年底，国防部长、总参谋部所有的副总长、所有的部队集群司令和舰队司令、所有的军区司令全都被撤换。苏共废止军队干部政治审查制度的后果，正如俄罗斯总参谋部上校尼·布兰涅茨所说：“它常常把有能力的人逐出军队，同时把庸人留在部队，使骗子扛上将军肩章”。（［俄］尼·布兰涅茨：《棋子——国防部秘书眼中的俄罗斯将军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页）军官队伍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度、可靠性迅速下降，军队领导层严重腐败、军心涣散、派系林立。苏联解体前后的车臣分裂运动头目杜达耶夫少将、乌克兰独立运动分子伊万·毕赞中将和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都是在这个时期被提升至高级将领或重要岗位的，并拉起了自己的“一杆子队伍”，随后又变成了苏共及国家的掘墓人；特别是苏军战略预备队——空降兵的军官队伍，在其中扮演了神秘而关键的角色。

苏军空降兵受总参谋部直接指挥，司令格拉乔夫曾经在阿富汗战争中担任空降师长，荣获过苏联英雄称号，在空降兵部队中有极高的声望，被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后，空降兵实际上变成了他“一个人的部队”。在苏联“改革与新思维”的动荡时期，空降兵参加了维护国内秩序的每一次行动，军官队伍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集团”。“8·19”事件中，格拉乔夫政治上的两面性，使得空降兵部队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与民主派两股势力争夺的对象。格拉乔夫指挥图拉空降师进入莫斯科执行紧急状态任务时，国防部下达给他的每一道命令，他都立即通报给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并召回了正在休假的空降兵副司令列别德，让其率领先头团挺进俄加盟共和国办公大楼——白宫。在民主派势力与紧急状态委员会斗争最激烈的关键时刻，格拉乔夫一方面与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一起，拖延后续空降兵部队进入莫斯科的时间；另一方面，让列别德亲率一个营进入白宫，并调转炮口。格拉乔夫对国防部宣称，自己进入了指定位置；对叶利钦则说，自己派伞兵部队保护民选总统。空降兵的实际行动，振奋了民主派及其支持者的士气，局势很快转向了有利于叶利钦的一面，列别德率领的伞兵营也随即宣布保卫叶利钦、同民主派站在一起。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危亡关头，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许多军官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然而他们找不到忠实的部下替他们杀人”。（［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格拉乔夫则带领空降兵，一个人就“搞黄”了整个苏联。

（作者：广州军区某集团军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