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共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瓦解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基础，致使危急关头军队无法统一决心、统一意志

在苏共的行政结构中，“总政治部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下设的一个部，具有单独的指挥链”。依靠这种独特的组织系统和指挥链，列宁的战争观、党的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传统曾经是苏军建设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是苏共统一军队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石。在卫国战争莫斯科会战的紧要关头，苏军316步兵师指导员克罗奇科夫冲向敌坦克的最后一句呐喊——“俄罗斯大地辽阔，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迅即成为从司令员朱可夫到士兵的战斗口号，凝聚起所有会战部队的战斗意志，以至于希特勒专门下达了“把在战场上抓到的苏军政治委员统统就地枪毙”的政治命令。面对1942年春夏两季灾难般的战场形势，斯大林及最高统帅部“不准后退一步”的第227号命令，立刻统一了各级指挥员的决心和意志，使苏军在经历了斯摩棱斯克、基辅、明斯克、顿巴斯、维亚兹马等一系列战略性会战惨败后，终于顶住不倒、不散，并反败为胜。二战后，在维持雅尔塔国际格局中，苏共关于战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主张，更是苏军军事学说、军事战略和在东欧保持庞大军事力量的政治战略依据。

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与新思维”，使军队的政治思想基础被釜底抽薪。“政治新思维”，使苏共失去了在军队意识形态领域上的主导权，军队中“非政治化”、“国家化”思潮泛滥。苏联各种舆论媒体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攻击和对历史的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一方面从根本上动摇了广大官兵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在军队内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组织分裂，赞成改革与反对改革、积极参加与消极厌恶政治活动的将校级军官之间形如冰火、严重对立。“外交和军事新思维”，使驻东欧和蒙古的“数百万军人及其家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如同溃逃一样抛家弃业，丢弃装备、靶场、机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房屋和设施撤军回国，驻扎在野外空地、帐篷或者借居在别人家中”。“迫不及待地单方面裁军与投降般地削减战略核武器、中短程导弹，使军队瞬间产生了大量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预案的工作任务和海量般的问题”,“荣誉感、自信心和尊严丧失殆尽，苏军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整体政治力量不复存在”。（［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版，第6页）

与苏共主动放弃军队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各种反对派、民主派加紧拉拢与扶持军中亲己势力。叶利钦专门授意和安排自己的助手尤里·斯科科夫与军方、特别是空降兵多接触、保持联系。1991年2月，叶利钦专程到图拉空降师观看演习和慰问。在听取部队急需解决困难问题的汇报后，他在队前讲话中说：“一旦我当选俄罗斯总统，将给图拉空降团军官和士官增添五百套寓所。”午餐时，叶利钦问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状况，合法选出的俄总统遇到危险、叛乱，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格拉乔夫回答：“是的，可以！”（［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第70页）1991年3月，苏联就是否保留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举行全民公决，国防部长亚佐夫严肃地对媒体讲：“苏联其他东西还可以分，但军队、核盾牌决不许瓜分，这是不可思议的”。“张三、李四、叶利钦都可以当总统，但国家不能变，军队是不可分裂的”，“苏联武装力量是社会团结、政治稳定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肖枫：《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他可能没有认识到，苏共及其军队政治思想上的解体，已经彻底动摇了官兵的理想信念，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国家实体的崩溃。

在动荡的1991年，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一些军官示威性地撕毁了党证，并故意大声地给同事讲，他们的祖父曾经是自卫军成员，或者他们的祖父曾经放火烧过苏联最初建立的集体农庄。”（［俄］尼·布兰涅茨：《沉沦之师：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手记》，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8·19”事件中，海军司令切尔纳温、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火箭军司令马克思西莫夫、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萨姆索诺夫从一开始就质疑或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则率领开进莫斯科的空降部队，兑现了对叶利钦的承诺。“8·19”事件后，辞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总统身份奔走呼号，想挽救“联盟”免于散伙，然而，失去了苏共和“多民族、统一思想的军队”作依托的总统，分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