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共不切实际的军事改革，破坏了军队的纪律和秩序，致使危急关头军队形同散沙

苏共的领袖和领导集体历来重视军事理论创新和军队建设，其中之一就是严字当头的治军思想。斯大林曾经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军队需要铁的纪律和严格管理，维护纪律和秩序是党领导军队和军队全体人员首要的职责。纵观苏军战史，以创新作战理论与严厉惩罚来保障纪律和夺取战斗胜利的事例比比皆是，并且越是在危急关头，这两点体现得越为鲜明。

戈尔巴乔夫在推动国家经济和政治改革中，不仅没有继承借鉴党治理军队的历史经验，反而无视军事改革的特殊性。苏共及军队上层领导和统率机关，始终没有就新的“国家军事学说”及军事改革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中高级军官对军队改革更是一头雾水，面对汹涌而来的“公开性、民主化”政治环境束手无策，没有采取任何严格、有效的措施掌控与管理部队，进而导致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涣散不堪，并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欧洲和蒙古撤军近百万，“大批武器装备被盗窃、被私吞，通过黑市交易流失，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迅速蔓延。将军们带头进行武器交易，将整船的武器装备运到国际军火商手中，将大把的外币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克扣德国政府提供的在俄罗斯给军官们建房的资金”。（［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页）官兵关系在金钱的侵蚀下日渐污浊，逃兵、逃服兵役情况严重，内部秩序混乱不堪。1990年苏军擅自离队人数，直线增至3万多人；驻远东地区的工程兵部队，为抗议军营中的不公平现象，一天内有500多人逃跑；驻东德集团军，在德国统一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有700多名士兵逃离。部队与部队之间、不同民族士兵之间关系紧张，军官体罚士兵、老兵欺负新兵等恶劣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矛盾，军中犯罪率上升。80年代中后期，有69%的官兵承认吸过印度大麻；驻阿部队中，有33%的士兵承认用过毒品。部队中偷盗及私自出售武器、军服、汽油、机动车零部件的现象普遍存在。军人犯罪在阿富汗作战部队中尤为突出，仅记录在案的就有6412起，其中包括714起凶杀案、524起毒品买卖案。1990年至1991年，从地面部队流散到老百姓手中的武器、机动车和其他装备数目惊人。

在国家变革的关键时期，苏军涣散直至崩溃的组织纪律性，使得各种训练、管理事故频繁发生，基本失去了履职尽责的能力。这支有着铁一般纪律、历经过无数次战火考验的强大武装，已经由维护国家政权的坚强后盾，变成了摇摇欲坠的“泥足巨人”。仅海军核动力潜艇，1989年就有一艘沉没、一艘导弹发射造成重大破坏、三艘发生严重事故。“8·19”事件中，根据国防部命令进入莫斯科的三个师（坎捷米洛夫卡坦克师、塔曼摩步师、图拉空降师），从指挥官到单车、单兵更是各行其是。许多军官不按命令时间行动，甚至把所属排、班径直带入商店游逛；开进中的坦克、装甲车随意脱离编队或停下来，不少士兵接受市民给予的烟酒及食品，与围观者一起歌舞嬉戏，甚至在装甲车内喝得大醉。除了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外，部队松散的管理、溃散的组织纪律性，已经难以达成令行禁止、步调一致，更无法执行“实施紧急状态”这种特殊的政治军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