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需要较高的主体自觉，但目前一些人思想上尚存疑虑，不利于这种自觉性的提高。这些疑虑包括：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是否干预了思想发展的自然进程？尚在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体系能否引领社会思潮？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是否只能借助软权力？这需要我们给予科学的解答。

一

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是否干预了思想发展的自然进程？这是一种关于引领必要性的疑虑。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局限性与不合理性，我们是任由其在精神运动的长河中被“自然”消解，还是主动地加以解决呢？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就对类似的问题进行过探讨。胡适认为，文化是有惰性的，我们只要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中西文化就会自然折中，所以“谨慎选择的态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实在不必要”。而张岱年则在发表于1935年的《西化与创造》一文中，对西化论者的自然折中论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不应任文化在无意识中自然折中，而应认清趋势，进行“综合创造”，对其进行干预引导。

反对思想“干预”的学者主要有两点理由：第一，干预是“人为”而不是“自然”。第二，干预是“外在的”而非“内生的”。

社会思潮引领是一种自觉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人为”。但是，人为与自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肯定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运动可以脱离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事实上，离开人的自觉活动，根本不会有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样，精神运动有自身的逻辑，但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否认、放弃精神领域中人的主动性。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物质实践中，也表现在精神活动中，离开人的自觉活动，离开“人为”，同样不会有思想发展的“自然进程”。此外，我们也不能因为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包含有批判性的一面，就认为其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是“外在的”。如果把社会的精神运动看成一个整体，那么，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就不是对精神运动的“外在干预”，而是一种“内在生发”，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借助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内在固有机制、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精神运动要求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