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今世界，中国和印度的先后崛起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两个文明古国如今是生机蓬勃的新兴经济体，其总人口超过全人类的1∕3，其未来发展令世界无限暇想。但是，世界上正广泛谈论各种“中国威胁”，却从未提及“印度威胁”，这不免让国人十分不解，为什么中国崛起屡屡遭受质疑甚至敌视，而印度崛起却显得“人心所向”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说在现阶段，中印崛起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那么国际社会对于两国经济表现的解读，对于两国未来可否持续发展的预期，及其对于两国之于世界未来的影响的评估，则主要是从文化方面寻找答案。有一种观点认为，假设世界贸易仅限于文化产品，那么印度将是一个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有一种评估认定，中国正在输掉与印度的文化竞争，最终也会输掉在经济领域的竞争。

本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格局，将印度文化作为中国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从对比的角度阐述对于印度文化的理解。本文所说的文化，有时是狭义的宗教文化，有时则是广义的政治社会文化。

印度文化的诠释——浪漫与偏见

原题：为什么没有“印度威胁论”

西方看印度——浪漫幻想与不屑一顾。“西方”最早记录的“东方”，大多是“中国智慧”和“印度哲学”。对印度的近距离观察和大规模研究，始于以荷兰、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强权对印度次大陆的殖民时期。从那时直至当代，西方殖民者和西方学者对印度文化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派，或不屑一顾，或充满浪漫幻想。

不屑一顾派以许多殖民者为代表，他们对印度的态度是蔑视。从19世纪开始，许多欧洲人就将印度文化视为一种停滞的、不屑一顾的文化。19世纪30年代主持印度教育改革的麦考利男爵认为：欧洲一个好图书馆里的一架书，顶得上印度和阿拉伯的所有本土文学。温斯顿·丘吉尔甚至评价印度“是一个有着野蛮宗教的野蛮国家”。①不幸的是，持这种想法的殖民者不在少数。

以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阿瑟·叔本华等为代表，印度文化的浪漫派则认为：“印度……属于我们灵魂所附的古老东方。”②叔本华认为：“基督教的《新约》应该来自印度，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人类最温雅和善的文明。”③

在西方政界、学界以及公众心中，对印度文化的不屑一顾和充满浪漫幻想的两派之争，一直延续到今天，且增加了一个“质疑派”。

最近二十年左右，在频繁接触印度的西方人中，对于印度文化的纯精神的浪漫想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印度信息技术领域和离岸呼叫中心在全世界取得成功，宝莱坞电影在海外大受欢迎，印度社团在发达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和显赫，这一切使印度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全新的形象。与此同时，西方观察家也发现了“浓郁的宗教文化与骇人的贫困景象并存”，“敬神与渎神在印度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而“一些印度哲人将贫困归因于人们在前世犯下的错误，灵魂转世的信条似乎可以让人们忽视现今的贫困悲苦，甚至成为一些人安于贫困的精神支柱”。④在这个背景下，以《不顾诸神》的作者爱德华·卢斯为代表的西方观察家提出了质问：“对印度的这种纯精神化的看法，是否因为印度有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而动摇过?”他们倾向于认为：单纯从崛起的新形象来理解印度，会产生误读，而“单纯从宗教的角度去观察印度，会扭曲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进而使我们从根本上误读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件”。⑤于是，他们踏上了重新认识印度文化之旅。

如今出现在西方新闻报道中的印度宗教，大多是印度国内宗教冲突、教派仇杀、宗教大师的丑闻等负面报道。许多人认为，印度宗教文化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严重制约该国的发展，印度因此也无法有效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据欧洲学者的预测，直到2025年，印度社会的第一大挑战仍是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居第二位的是人口、经济增长和投资。⑥这即是说，印度如果试图赶超欧洲和挑战美国霸权，道路十分遥远。

综上，在今天的西方人眼里，印度正在崛起为世界舞台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但印度社会仍然笃信宗教，崇尚精神性，在某些方面甚至充满迷信色彩。因此，印度的崛起是奇怪的，或不同寻常的。印度崛起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一些国家明确期望它崛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推波助澜，认为在国土面积以及思维模式上，只有印度能与中国旗鼓相当，可以牵制那个庞大且迅猛发展的邻国。

印度看印度——从反抗蔑视到重拾自信。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发现，关于印度古老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西方的浪漫派已有太多的溢美之词，而自己的印度同胞则大多倾向于认同西方浪漫派：“欧洲猎奇主义者的诠释和赞扬，在印度获得了确实堪称众多的心怀感激之情的听众。”⑦可以想象，出于对殖民者蔑视印度传统文化的反抗，大多数印度人更能接受的自我形象，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

时至今日，一种浪漫精神仍主导着印度人对自身的看法，认为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你可以经常听见印度人自豪地说：“只有印度才能理解物质主义的虚幻。”“印度有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精髓，它会告诉你在林林总总的生命背后，有种叫做‘统一体’的精神现实。”“今天的人类正面临一场全球性危机，只有印度才能化解它。印度能够解释生命的轮回和万物的融合，指引人类通往超意识的道路。”⑧

欧洲人的赞美的确有助于印度人生成一种文化自恋心态，甚至文化傲慢态度。对此，阿玛蒂亚·森解释说：“长期的殖民统治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信心，故而对这样的评价(即欧洲人对印度的浪漫诠释或赞扬)尤为喜欢”。⑨印度知识分子反思并批评说，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由于印度没有力量与英国的技术优势竞争，印度的价值观是“精神的”(欧洲的价值观是“物质的”)，这一观点也“被一部分印度思想家采纳了;并且成为对印度知识界的一种安慰”。⑩

一个民族的自信来源于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在殖民时代的教科书里，过去的印度被描述为蛮荒之地，是英国带来了光明。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在其著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对英国征服印度的历史进行重新阐释，以充沛的感情与优美的笔调描述印度的历史、文化、哲学、艺术，重新唤起了印度人的身份意识，恢复了印度的文化自觉、自信和尊严。作为一个受英语教育长大的精英分子，尼赫鲁以自己对印度文化的理解，用底层民众的语言与他们进行心灵的沟通，不仅得到了民众的真心支持，而且使印度社会不再将传统文化视为负累，而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前进力量的源泉，这是“五四运动”之后主张弃绝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精英所不能比拟的。

可以预计，西方将持续对印度文化进行混乱不堪的解读，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印度人的自我欣赏。同样可以预计的是，印度绝对不会同意“文明冲突论”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对于“印度教文化”的评价，更不会认可他在未来的“文明冲突”格局中为印度宗教文化安排的“小角色”。11依据许多印度人的说法，印度是天生的“世界导师”。

中国看印度——从西天取经到从头认识。从《战国策》、《国语》等中国典籍中，国人可以找到印度文化影响中国的蛛丝马迹，也可以看到中印文化交流已经进行了数千年。广泛的交流促进了双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发展，也促进了双方科学技术的昌盛，两种非凡的文化都得到了相互塑造和升华。季羡林先生总结道：“在全部世界史上，要举一个文化交流双方获利的例子，非中印文化交流莫属。中印文化交流是全世界当之无愧的典范。”12“西天取经”家喻户晓，中国最早的“西学东渐”，是佛学向中国的扩散。但是，随着“佛国之伟”在印度式微，中国对印度文化历经了漫长的淡漠阶段，对印度本土的文化变迁也越来越陌生。

从世界范围看，自19世纪整个世界对印度文化的“冷淡”，也影响到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由于传统文化呈现衰落趋势，中国一直处于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引进、学习欧美文化的过程中，或者说“基本上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是在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13而对于殖民时期印度的“亡国奴”形象，中国人以无限同情，取代了“西天取经”时代的敬仰之情。其结果是，中国对印度文化的态度也就一直处于“冷淡阶段”。1962年边界冲突以后更是如此。

时过境迁，中印两国领导层定位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两国展开了一系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其中，文化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可以预计，第一，在未来中印关系全面发展进程中，文化理解和文化交流可望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第二，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未来的中印两国也会越来越多地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

如果两国从经济增长、出口贸易的聚焦转向文化视角，我们就不难发现，印度的“信缘文化”与中国的“血缘文化”各具特点，且差异十分突出。笔者认为，中印宗教文化差异使我们从客观上不容易达成较好的理解，而缺乏对印度的宗教文化理解，是影响中国认识印度和进行对印文化交流的一大障碍。中印之间要达至真正的相互理解，认识彼此的宗教文化至关重要。14

中国历来以“佛国”泛指印度，从传统上对佛教文化更为重视，即便今天印度佛教徒仅占其总人口的0.8%，国人仍不免以佛教文化想象印度文化。近年来，当中国推出长城、兵马俑、姚明、大熊猫等作为“文化软实力”时，我们发现印度陆续推出的文化名牌，则是圣雄甘地、《薄伽梵歌》、《爱经》、瑜伽等，几乎全部属于印度教文化范畴内的内容。虽然印度教不是法定的印度国教，但从总体上讲，在印度社会占主流地位的自始至终都是印度教文化，印度的其他宗教文化，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锡克教文化等都受到印度教文化的重大影响。印度教及其文化才是理解当今印度社会的关键，这一认识使人警醒：原来，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认识印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