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化的未来——矛盾与张扬

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曾说过：在西方人眼里，我们的文明是高深的玄学。如今，印度在西方世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并引发持续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印度在交流方面的国际化、政治规范的国际化，以及对传统宗教文化的保护。在西方人眼里，从未被西方殖民的中国人，大多不会讲英语，但也不再保有传统社会结构，并且早已不记得葬礼、婚礼、生日等传统文化，这更难让西方世界理解和消化。如果我们将印度作为一面镜子，观察印度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变迁，也许可以看清当今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诸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印两大文明应当对世界所作的贡献。

印度的文化矛盾：挑战宗教权威?当代印度面临着许多“文化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启蒙与反启蒙”矛盾。现代印度吸收了西方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终级成果，包括现代技术、以宪法条文所表述的自由世俗的法律构架，等等。自独立以来，印度诞生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队伍，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处于世界前沿，其科研水平与世界最佳水平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正如印度学者所指出的：“印度的一切现代化设计，都是在一种独特的印度式的反启蒙方式下进行的。这里的‘反启蒙’，与启蒙运动将宗教纳入科学的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印度的反启蒙往往是将科学推理纳入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宇宙哲学，或纳入‘吠陀’的认识论之中。”15

现代印度从不挑战超自然的宗教文化权威，也未挑战源于印度教唯心主义思想的神秘世界观。现代思想和创新，与传统的印度教世界观合为一体，完全丧失理智的、神秘玄妙的和伪科学趋向丝毫没有减少。访问印度的人很容易发现，印度社会不仅不知道如何为宗教权威设立界限，而且将越来越多的科学纳入吠陀、吠檀多、瑜伽经等宗教学说之中。一些号称受过科学教育的、操英语的印度人，将那些号称“瑜伽大师”的骗人把戏视为“科学”。一些号称“现代的科学家”，更是以现代物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的语言和实验结果，证明占星术、投胎再生和业报轮回等观念是正确的。印度正是在反启蒙、反现代思想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包容一切的道路。

当今印度还面临着“消费主义与印度教极端主义”的文化矛盾。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最令人关注的现象，一是全球化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二是旨在建立印度教国家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前者是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后者则可以解释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在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家为争夺政治权利，力主印度回到梦幻般的吠陀时代;在国际舞台上，他们声称吠陀“天生的”具有科学取向，断言印度教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优越。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印度变得更加印度教化了。

印度文化的困境：坚守与分守。在近代反殖民反压迫的斗争中，中国是在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同时“打倒孔家店”。而在印度，争取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始终与恢复印度作为一个精神民族的传统面貌联系在一起。圣雄甘地认为，印度古代文明在“未经损害”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工业社会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因此期望恢复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避免走向类似西方现代文明的“魔鬼文明”。追随甘地的民族主义者设计出“向后退”的道路，即努力“表现出古代的光荣道德”。在独立后，印度知识分子没有接受甘地对未来国家的设计，但却接受了现代化的“文明”标准。其结果便是，现代性这个概念在印度被扩大了，在经济发展的物质因素外，加上了精神因素。

印度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获得民族独立，而不必像中国一样付出惨重的革命代价，使得其悠久的宗教文化和各种传统制度(包括种姓制度、大家族制度、社会习俗如嫁妆、童婚等)得以保持，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维护传统，并真诚地引以为豪。但不少人已经发现，在印度社会的各个层次，迷信和危害生命的伪科学正大行其道，这与政府对印度未来的描绘(世界办公室、知识社会)极不协调。如何将“坚守传统”建立在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如何积极地介入人民的宗教理性，成为印度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多民族、多种宗教并存的现代国家，中国和印度都力求宗教和谐。不同之处在于，由于中国自己丢失了“礼乐文明”，既没有一个代表社会主体性的宗教，也没有一个表达中国社会主体的“分守”，所以各种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都首先直接面对政府，而不是面对社会主体的文明规范和秩序意识。而在印度，印度教从来是一个不断重生的传统，旧的哲学经后人不断地重新诠释，过去和现在的发展成为塑造未来的力量，正是对传统的保守，使得“固本”过程持续下去，并附加上新的观念和实践。

因此我们看见，在印度，即使是在殖民统治者允许甚至鼓励基督教传教士的情况下，都收效甚微——英国统治200多年后离开时，只有不到3%的印度人信仰基督教!印度社会主体的“分守”让英国人历经波折，并最终认识到将自己的宗教偏见强加于印度人，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印度今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社会“分守”的宗教因素，如何保持开放、宽容和健康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教派冲突一直呈上升趋势，从统计数据看，规模越来越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波及面越来越广，其中最突出的是1984年、1992年和2002年的三次大冲突。16宗教冲突的问题有效地掩盖了政治社会问题的实质，并且将人们的注意力移向错误的关注方向，忽视了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而高文盲率、妇女地位低下、贫困、童工等问题，使印度社会付出了难以承受的经济代价，也必将使印度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