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分配制度改革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主突破口。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原题：新的改革红利来源于结构调整和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些成就的取得，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这就是充裕廉价的劳动力和改革开放政策。但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和新型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在客观上推高了劳动力成本，很大程度上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减。同时，由于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导致外需对经济的拉动能力锐减，使得开放红利的作用发挥受限。与人口红利和开放红利类似，随着潜力的不断挖掘、耗费乃至透支，旧的改革红利也会逐渐消失或正在消失。可以说，我国改革现在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有“啃硬骨头”“涉险滩”“壮士断腕”和“触动利益”的坚强决心，必须深度改革现有经济结构和政策安排，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特别是能更加有效组合和利用各类经济要素的体制和机制。

改革红利来自何处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众多因素，需要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上考虑，尤其是要从系统论角度进行战术研究，把握重点，统筹兼顾。本质上看，我国前30年的改革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增量改革的特征，即指主要通过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约束，使各类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高度集聚，从而做大经济总量的“蛋糕”。另一个是帕累托改进的特征，即改革使绝大部分人都受益，推进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

然而，在经历一波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后，传统改革红利带来的要素投入规模快速扩张的外延式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将进入一个增长率相对较缓的中速增长期。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国际国内的最新形势看，我国经济最终将可能维持6%-8%的经济增长率，这就必须依赖于继续挖掘中国经济改革的红利，探索产生新的改革红利的路径和方式。

从当前形势来看，做大增量的空间已剩不多，须转变思路，寄望于做优结构。我们都知道，同样的元素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生成不同的物质，这叫结构质变律。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在劳动力、自然资源、资金和技术等经济要素存量增长变缓甚至略有下降的情形下，如果能够有效地调整优化投入结构和投入方式，仍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来获得经济结构改变带来的新的改革红利。因此，新的改革红利将主要不再来自增量改革和帕累托改进，而是来自于存量改革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将更多地面对结构调整和重组所带来的利益争夺战。所以说，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我国必须着力构建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体制机制，通过“分蛋糕”来创造新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