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不要忘记一种主体的责任：对“和而不同”的倡导和实践本身，也要体现“和而不同”的精神，才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才能行之有效。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还要经历一番思维习惯的自我改变、自我超越。这种改变，远比表达一个愿望要复杂和艰难得多。例如，在近年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很多人就仍不懂得，所谓“普世价值”正是一种“和而不同”的普遍价值，却仍以“同而不和”的习惯去理解，进而形成了两个彼此对立的极端：一端“以同代和”，以为认同普世价值就是接受西方或美国的价值观，就是要无条件地采取与之相应的整套形式;另一端则“因不同而不和”，以为既然要保持主体的独立和个性，就必须拒绝普世价值。不难想象，这两种极端态度的后果必定殊途同归，使我们陷入某种迷信或强迫的心理，事实上无视或放弃中华民族对于普世价值的权利与责任。这种心理显然是极其有害的。问题在于，讨论“普世价值”这样一个特定价值的问题时，如果不以“普世”的、即全人类“和而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来回答问题，而是各自仍执迷于狭隘的一己立场，那么讨论就失去了应有的公共性，“普世价值”也就沦为一个仅仅充当战场而不是交流合作平台的话题，争论也就会停留于盲目的意气之争，不可能产生合理、积极、富有建设性的结果。事实表明，在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层面透彻地理解贯彻“和而不同”，仍是一个有待完成的转变过程。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走出和同不分的历史困境，重新陷入关于“和”的种种独断意见之间的纷争，无法为积累实现“和而不同”的经验开辟出真正的空间。

最后不要忘记的是：对我们来说，“和而不同”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和结果，毋宁说它更是一种自我发展的方式和规范。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我们可以用“和而不同”的精神去理解和面对当今时代的多元文化，用“和而不同”的情怀和智慧去解决面对的重大纠纷，从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博大胸怀、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