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廉洁奉公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通过教育倡廉、立法护廉、监督保廉、惩戒促廉，使公务人员不愿腐、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形成贪污腐化可耻、廉洁奉公光荣的廉政文化氛围，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为民、务实、清廉的崇高形象。

　　教育倡廉，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

　　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德教为先、修身为本”，“立身一败、万事瓦裂”。延安时期的廉政教育，身教与言教并重。

　　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党员树立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尊重廉洁，鄙弃贪腐。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倡导廉洁奉公，反对自私贪腐，这是中央对党员的基本要求。1939年，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全面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将无私奉献的要求上升到党性原则和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度。毛泽东特别重视共产党人和党的干部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塑造与理想人格的培育。他号召共产党员向白求恩、张思德学习，摒弃自私自利的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将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凝练成“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升华为党的唯一宗旨。

　　另一方面，党的领袖们身体力行，其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行为，产生了良好的身教和示范效应。斯诺看到毛泽东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着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做的背心，林伯渠耳朵上用绳子系着断了腿的眼镜，声称感受到了“东方魔力”，并断定这是“兴国之光”。抗战时期，刘少奇患了严重的胃病，延安的小米又不好消化，但他严于律己，制止了警卫人员多配给大米、白面的要求，可以改善生活的一笔稿费，也被他退回报社作了宣传费。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亲自打理自己的菜地，朱德背着筐子在王家坪路口拾粪肥田，周恩来拖着伤残手臂成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以身作则的事例不胜枚举。身教胜于言教，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带动了延安时期的清廉之风，人人崇尚艰苦奋斗，使得骄奢淫逸没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