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小说创作保持着亢奋勃发的强锐之势，一些长、中、短篇作品在文坛反响强烈，小说创作总体上可圈可点，但也存在着一些共性缺憾，就是作家文字功力的孱弱和写作心态的浮躁，这种危殆使他们在创作之路上急需渡涉两重关隘。

　　小说创作最重“品性”，而“品性”的直接体现就是语言，“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此其谓也。凡词语在完成表意任务后，都有一个品位的比较，倘若某一作家的作品语言浸淫着传统文化的沉实与厚重，其“品位”就比较纯正雅致，就不仅是一具代码符号的枯树，而是一片景致诱人的丛林。衔华佩实的小说精品，无不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提供着诱人的景致，让读者驻足凝眸，屏神咀嚼，体味作品传递出的神气与精魂。小说倡导文质俱臻，将优秀的主题装饰上优雅的语言外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当前的一些小说作品虽偶得美文之形，但从根本上距离“没有刻意雕琢与修饰痕迹”的美文之实尚远，毕竟在文质俱佳的小说中蕴藉着一份细腻的情思，包含着一份澄澈的思考。

　　关于小说家创作心态的焦躁和急切，我以为这在当下呈两种情形：情绪过剩型的感性创作姿态和概念溢出型的理性创作姿态。

　　第一种情形的作品虽少有非议，但的确很难激起令人兴奋的波澜，原因主要是文字虽偶见灵秀，仍掩不住躯干的单薄，显得故作潇洒；更重要的原因是，尽管已较多地展示出率真和坦诚的特色，但迄今未找到自身的风格。注重感性和经验的创作姿态，易于遗忘对美学风格的建树，纯净如一的文品是要在智性之光的澄照下化育赋形的。其实，理性本源于感性，浸淫于情绪的波伏，即使进入理性王国的天地，也必会陷于思维的困惑，陷于无生机的沉寂。

　　另一种情形是，把历史学、哲学、政治学和社会伦理学的种种理性的逻辑思考与散点式的意象、感觉塞进小说作品之中，试图让文学与这些正襟危坐的学科联姻。这种嫁接或拼凑，就像一位华美高贵的夫人在节拍分明的波尔卡舞曲中被粗莽的大汉踩脏了她的白舞鞋一样。理性的绳索毕竟套不住鲜活的人生，何况文学只能是文学，一旦背离了纯化的文学样式，它只能是一堆驳杂的组装件。越是急于自我表现，操切地用文学形式作载体向读者灌输自己的逻辑理念，越是折伤文学的独立价值，距离风格也就越来越远。诗哲瓦雷里说：“每次我作为诗人而工作时，我注意到，我的工作要求于我的，不仅是我说过的那个诗的世界的存在，而且还要有许多思考、决定、选择和组合，没有这些，文艺之神或命运之神可能给予我们的一切才能，会变得像放在一个没有建筑师的车间里的宝贵材料一样。”他在这里所说的“思考、决定、选择和组合”指的是来自外部的生活经验转化为艺术家生命的一部分的过程，是创造者对客观世界真切入微的体察与契合，也是辉照于客观世界之上的想象的世界与作者心灵欣喜地凝合的过程。一旦在想象的艺术天地中用美妙的方式完成了“思考、决定、选择和组合”，创造力就在这凝合的惊心动魄的瞬间爆发出瑰丽奇崛的艺术灵光。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袭击下，任何人都有权利在人文精神被撕裂而重新拼合的揪心裂胆的痛楚之中焦虑、怀疑、痛苦，但是切莫掉头而去。因为你们所神魂系之的艺术，始终是以社会为轴、以读者为轴的创造，是作者的心灵世界对现实生活提升的结果。作家对活生生的人类生活可以热情地拥吻，也可以肝肠寸断地暂时别离，却万万不可漠视它而自闭，自闭的心灵是结不出真实的艺术之果的。其次是，真正的创作观是以真、善、美的价值为中心，而非以作家自我的价值为中心的。即使是一位已经成名的作家，倘若他发现自己所熟悉的手法、技巧和关照人生的方式等等不能够带来更多的真、善、美，不能够照彻他已颖悟的人生智慧，就应该勇于改变它们甚至放弃它们。真正的作家不仅要淡于名利，拒绝媚俗的诱惑，还要有自省的无私、自我批判的无畏，要敢于反叛自己，敢于以否定的大勇气、大智慧来完成自己的艺术品格，最终确立对于自己而言是唯一的、完美的风格。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