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增长》为何引人注目

对于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社会上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压低消费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依靠过度投资所致，还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果等，不一而足。《超常增长》对这些说法也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回应。

作为一部富有原创力的著作，《超常增长》在理论上的探索引人注目，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本书是国内少有的对中国经济作70年长周期分析的著作，特别是书中对2013－2049年后36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树立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增强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一段时间以来，特别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逐渐失去由美联储驱动的国际超常购买力的现实，使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有不同程度的担忧，甚至有人看衰中国经济。本书从常规增长和超常增长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虽然推动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内外因素均已发生重大的变动，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即使转向内生型经济增长的道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仍然存在着新一轮高速稳定增长的空间和基础，进而从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生态与环境建设，能源与资源，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国防建设，积累、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作了详尽的分析。最终得出，未来36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仍将维持在7%左右，而这意味着到2049年，假设同期美国经济年均增长仍保持在2%的水平，那么人民币与美元即使按5:1的汇率计算，中国经济的总量也将达到美国的3倍多，而人均GDP，按中国人口15亿、美国人口3亿计，中国大约是美国的70%强。

该书还对中国经济1979－2012年前34年年均高达9.98%的超常增长速度作了系统的分析，探讨了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比如，作者指出，在需求方面，由于中国比较坚定地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持续稳定地提升了国际贸易规模和贸易盈余，用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抵消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从而在前34年形成了很大一块超常购买力，产生的中国经济的年均超额增长约为2%。本书还进一步分析，超常购买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家庭的储蓄赤字、产业的贸易赤字、政府的财政赤字，这三大赤字的背后则是美元的过度发行。关于2008年肇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西方社会一直指责是中国经济失衡所导致的。本书指出，过去30多年中美两国同时实行了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中国追求的是不平衡的高速增长，特征是所谓的“三低三高”，即“低工资→低消费占比→低内需市场，高投资→高增长→高外贸盈余”；美国则是维持不平衡的赤字经济运行，即“低投资→低增长→高外贸赤字，高资产泡沫→高消费→高家庭赤字”。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无意中形成了互补性战略配对，各自均以对方为依存，缺一不可，其长期后果则是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失衡。作者进一步指出，世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将取决于中美两国战略与模式同步转型能否成功。应该说，这一关于世界经济失衡原因的分析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对于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社会上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压低消费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依靠过度投资所致，还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果等，不一而足。本书对这些说法也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回应。例如，对于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原因在于高投资、高浪费与牺牲消费的误解，作者指出，在过去34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高GDP增长、高投资增长与高消费增长是同步发生的。这一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98%，投资年均增长10.92%；而消费年均增长同样高达9.15%，即使按人均消费增长计，也达到年复合增长率7.99%的高水平。这一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成就。之所以人们把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原因误以为是牺牲消费，在于他们把GDP中的消费占比和消费水平两者混淆了。本书分析道，中国GDP中的消费占比前34年中平均为59.56%，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在75%以上，由此看来中国的消费占比确实比较低，但消费占比低并不等于消费水平低。因为还有更加重要的一面，消费占比较低意味着投资率较高，投资规模较大，而投资规模较大则带来较高的GDP增长率；在GDP增长快速的条件下，即使消费占比较低，它所对应的绝对消费水平也可能是快速增长的。相反，如果中国前34年的消费与投资占比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变为消费占比75%，投资占比25%，那么，中国的消费水平就不会是现在的年25万亿元，而是降为18.75万亿元。这就是说，就中国过去34年的情况而言，较低消费率与较高投资率带来的是消费水平的高速增长，而如果采用相对较高的消费率与较低投资率所导致的则可能是较低的绝对消费水平。作者的这些分析充分体现了投资、增长与消费之间相对比例与绝对水平的辩证法。

在对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现象作分析和预测之后，作者指出，中国式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成功地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与企业两大主体构成市场经济的主轴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在这样一个三维架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的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正是这样一种中国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20年中持续高位运行，创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

尽管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演化成形的这种三维市场体制还不尽完善，存在诸多问题，但作者认为，这些问题或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伴生现象，或是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转向英美式的常规市场经济也难以避免，只能通过自主、持续的制度创新，对三维市场框架进行累积性的组织优化与流程再造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