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资》：大部门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脱离其他系统单独进行，您认为与大部制改革相对应的配套措施有哪些？

马庆钰：配套的改革主要涉及到事业单位改革和编制管理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既可以从根本上为这些行政化的单位找到正确的出路，又可以为政府的决策部门找到执行机构，形成决策和执行相互独立和协调的新机制。就如前面所说的，政府自己行政管辖的很多事业单位都可以变为受合同制约的执行机构。而编制管理改革则解决职能、机构、人员编制配置的合理化和法规化问题。现在我们的编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执行机构和人员太弱、服务机构和人员太弱、一线人员和机构太弱、实际工作机构和人员太弱，以及领导职数和虚设机构的设置无法可依，应当结合大部门制改革实现编制管理的科学规范和法制。大部制改革其实需要相关改革齐头并进，相互联动。

推进的路径

《上海国资》：大部制改革会受到哪些方面的阻碍？

马庆钰：相关者利益是大部制改革的主要难点，多机构整合势必会对官员利益造成影响，合并之前是一把手，合并之后可能变成了副职，而且升迁的机会减少了。例如三个局合并，原来每个局是一正三副，加起来就有三正九副，一共有十一个上升的职位。合并之后改成一正四副的话，就有七个领导职位被削减，这对官员的仕途部不利。

另外就是资源配置的阻碍，尤其是在基层，如果和上层的改革步伐不统一，基层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精简机构，而上层没动静，原先纵向分配的资源可能会流失，例如办公资源的配置、评先进的名额、财政预算等等，这也是很多地方不愿意进行改革的原因。除此之外，还包括业务叠加对大部门领导的影响，原先铁道部的部长只需要管铁道就好了，如果成为大交通部部长，则要兼顾铁路、航空、公路、水运和邮政，多个部门的平衡以及相互之间的强有力的整合对官员的能力更具挑战性。

《上海国资》：那如何解决人员的安置问题？

马庆钰：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太激进，要一步一步来，改革是需要智慧的。我不主张进行人员的精简，而是要进行职务岗位的调整。可以有一个自然消化期，整合以后，原机构有的正职成了大部门的副职，这些对改革做出贡献的人，要保留原有的级别和待遇。对于新上任者则执行改革后的政策。

在这上面，广东顺德做得比较好。在改革的过程中，内部人员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失，待遇和福利保持不变，只是职位上有增有减，没有出现丢饭碗的情况。有的官员已到了退休年龄，这个职位在其退休之后就被削减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到企业从事管理工作。这也与当地长期形成的开放与开放的社会氛围有关系，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地方官员对改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舆论做得也比较充分，加上他们自身有多维度进行择业和实现价值的渠道和条件，顺德遇到的阻力就比较小。

《上海国资》：从实际情况看，内生动力的缺少的确影响着改革进程，那么大部门制如何往前推？

马庆钰：大部制改革的确是一件关系到有关人员利益的事情，从全局看意义不言而喻，但从具体单位和具体个人看，就是权力和利益的再配置和削减，是资源控制权的减少，当然会形成很大阻力。大部分地方领导也不愿意去得罪自己的下属机构和官员。所以最终还是要地方实验，上面推进。顺德之所以能先行试点，主要是受到中央特别是广东省领导的明确支持，要不然也不可能顺利推行。因此上层的决心很重要，在大范围推广难度较高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试点，投石问路。广东省委为此专门下达了文件，支持顺德进行大部门制的先行先试，所以这个样板的产生，还是上级领导支持的结果。至于中央层面，则是另当别论，因为各方面利益交织复杂，所以，除了中央主要领导层要下决心外，还要经过相关方面利益博弈的过程，改革不仅要有合理性，还要具备可操作性，操作的前提是各方面利益之间能够达成妥协，这是最难的。

《上海国资》：关于大部制改革，您认为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马庆钰：我认为还应该注意统一战略，上下一盘棋地进行改革。不能政府改革而党委不动，下面改革而上面不动，有的地方改革而有的地方不动。这样就会导致改革最终停止。目前党委和政府两个系统在决策、执行、监督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交叉重叠现象，协调成本和机构人员成本都不堪重负。所以，改革不能把目光只盯在政府部门，党委职能机构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党委与政府重合的部分也可以合并。此外，也不能只要求地市一级或者县一级的行政单位进行改革，而省里不动。地方从省到县是上下贯通的，只有上下联动才能排除对改革的担忧和顾虑。最后是有的地方改、有的地方不改，这会给进行改革的那些地方政府带来不小的压力。所以下一步，不仅需要将大部门制与事业单位改革和编制管理改革做综合配套设计，又需要将大部门制做战略和全局性安排。只有这样才能期待改革能够有实质性效果。（记者 刘晓翠）

原载：《上海国资》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