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到三个统一部署：即统一部署自上而下各级改革；统一部署党委和政府的同步改革；统一部署全国各地联动改革。避免比较普遍存在的下改上不改、政改党不改、有改有不改的问题。做到三个结合;要与事业单位改革结合，与编制改革结合，与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改革相结合。
2008年启动的大部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6次行政体制改革，历时5年过去，外界对改革成效评论不一。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专家预测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将紧锣密鼓地开展。
那么，第一轮大部制改革有何成效？积累了哪些经验？存留了哪些问题？下一步改革方向在哪里？为此，《决策》杂志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马庆钰教授、中央党校 周天勇教授。
没“动真格”
《决策》：2008年第一轮大部制改革持续5年，外界认为只是昙花一现、成效见微，您怎么看？
周天勇：2008年开始的大部制改革是中国第六次行政体制改革内容，大部制改革的启动主要也是为了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如：一、政府机构、党的机构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审批和管制多，工作效率降低；二、部门机构之间存在职能交叉；三、职能交叉又生出“互相扯皮”现象，有权有钱的都要争，无权无钱的互相推诿；四、有的部门机构是靠下级缴费养活，下级部门机构又通过收费罚款存活，机构盈利便会加大中小企业等主体的负担；五、机构分散，中央转移支付破碎。六、办事效率低，腐败的成分越来越多。
针对以上问题，2008年以来的机构改革没有“动真格”。例如铁道部的合并问题，本来要合的没有合。总的来看，个人认为没有大的成效，甚至比原来还严重了，2008年的不是太成功。
马庆钰：大部门制出现的背景和行政体制改革是紧密联系的，尤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有关系。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政府的分工都非常细致，无所不管，基本属于全能状态，由此而生出许多的管理职能以及对应的管理部门。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以及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求职能部门进行对应的调整。结合国内实际及国际经验，大部制就成为改革的一个抓手或者说落脚点。
2008年以来的5年里，从中央到地方，相应都做了一些改革探索，中央改动了7个部门。地方上也有一些动作，做得比较好的是广东顺德县，其它很多地方做的一些尝试，基本都是昙花一现，只有顺德坚持下来了。顺德改革在全国范围里带有标杆、典型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是地方上仅存的大部门制改革成果。
《决策》：没有阻力就不是改革，为什么第一轮改革不够成功不够彻底？
马庆钰：大部制改革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带有普遍性。顺德能够坚持下来是对这些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像顺德。
第一、党政系统职能交叉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党政重合管理的方面不胜枚举，这些重合管理的部分，从制定政策到执行，其中的协调请示、签字画押，过程很长，环节较多。中国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一直试图“党政分开”，直到现在不仅党政分而不开，职能交叉的情况反而越来越严重。而顺德在“党政合一”这条路上进行了一些探索，相近和同类职能机构的合并共管，意识形态等虚化部门的由虚变实，实践证明收到了较好成效。
第二、全方位改革不到位，政改党不改，下改上不改，有改有不改。
大部门制改革是要求在政府行政体系当中进行，而目前党政之间相互关联度很高，或者直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时候只让政府改，而党委部门却按兵不动，改革自难推进。
还有就是下改上不改，下面响应中央号召积极执行改革部署，合并多庙为一座庙，结果是大部门倒是成了，但是因为上面并没有相应改革，导致上下“庙门”之间不对口不通畅，甚至在有些特殊性资源配置过程中，实行了大部门制的下级政府反而受到损失，陷入困局，结果就会阻碍改革。
再有就是有改有不改，毕竟改革会打破原有利益平衡，会有风险。有的地方因此往往会前后观望，徘徊不前。而那些执行中央部署，积极推进的地方就会面临来自内外上下的多重压力，结果是各地政府之间因为相互攀比，这也成为改革阻力。
所以在改革过程当中，为了真正减少职能交叉，降低部门编制、人员编制数量，减少行政成本，就要联动起来改，不光政府改，党内系统也要改，不光下边改，上边也要改。不光有的地方改，全国都应当统一部署改。
第三，官本位制度的障碍——官本位是我国的传统文化，迄今为止官位仍然是福利工资以及其它资源配置的一个标准。大部门制改革必然减少相应的官位，合并之后官职升迁的机会自然减少。而与之挂钩的是工资福利待遇问题，按照传统方法，当不上这个官就没有对应的福利及工资待遇，利益以及权力分配引发官员抵触心理。
需要对官本位衡量和分配待遇福利的制度进行配套改革，这样会减少阻力。可以实现级别工资与级别待遇，以工作年资以及平常管理、服务表现累积官员享受待遇的条件，形成工资待遇级别，只要达到既定的要求，就能升级，就能获得与官员相比的获同等工资福利待遇，而公车配置和办公条件也要有严格和合理规定，不然就会影响相关者的心理以至滋生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