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问答

问：白老师，您好。您说到有深层次的东西跟经济发展有关系，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白重恩：这个就很多了。刚才我试图讲一些，比如说市场的运行是不是有效。至少我们劳动力的市场除了城乡分割之外，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效率还是很有问题的，在配置资本的时候，不同的企业受到的待遇差别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国有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相对比较容易。如果有一些企业获得资金比较容易，另一些企业获得资金比较难，必然会影响效率。这是资本市场。再向下问，为什么国有企业获得资金的能力比较强，那就是另外的问题。再问深一层次的问题，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到底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是跟私有企业竞争，还是说国有企业有其它的功能。如果有其它的功能，怎么样让国有企业更好发挥他们的功能。如果说国有企业只是在市场中跟非国有企业抢资源，又不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自然就不对了。再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线怎么划，到底什么样的部门应该有国有企业，什么样的部门不应该有国有企业。你划了线之后能不能实现，这就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了，我们的体制是不是能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这条线划得非常合理。

问：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对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白重恩：我非常同意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我甚至想说改革是唯一的红利。比如说城镇化，其实城镇化后面就是改革的问题，就是怎么让城镇化真正起到促进效率的作用。如果没有进一步改革的话，城镇化的程度要加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有很多人做了各种各样的调查，发现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之下，农村的人已经很少有人能出来了。所以如果不继续改革的话，城镇化的过程会停止。刚才我们讲追赶者红利，追赶者红利中要创新，但是我们创新的制度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创新资金的分配和管理，到底谁来创新，是政府主导的创新，还是企业主导的创新等等。要想实现这个红利的话，必须要进一步改革。刚才说我们向别人学习的能力渐强了，这个能力能不能转变成生产力，这个跟开放改革也有关系。我觉得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一点不为过，甚至改革是唯一的红利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尽管不是百分之百的严格，但是为了强调它的作用，我愿意说这种不严格的话。

问：2011年开始我国G D P连续七个季度的下降。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怎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白重恩：关于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说法就是：经济发展前一个阶段的政策在前一阶段很有效，比如说我们政府对国有企业做的事，还有很多其它的制度安排，在过去30年都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当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已经慢慢失去了以后，你还继续坚持它，把一个有用的东西用过头了，在它已经失去了作用以后还不放弃它，这就形成了陷阱。刚才提到改革的红利，我们要找出来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哪些还有效，哪些不再有效了，我觉得这是挺难的事。人们总认为过去成功的手段应该继续坚持，我觉得这是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