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涨工资反垄断难以提高居民收入占比

要想改善中国国民的福利，让消费的比重更大，要想让经济再持续地增长，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让居民可支配收入占的比重变得更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过去几年，中国单位G D P的资本总量上升很快。除了中国以外，2009年全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的平均投资率比中国少一半，中国是48%，那20个经济体的投资率大概是23%左右。从回报率上看，白重恩测算，调整价格、税收、折旧以后，中国实质的平均投资净回报率1993年是15 .7%，2010年的时候是5.1%，趋势至少不令人乐观。两方面迹象都显示，中国的投资率过高了。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储蓄率更高，大概达到了50%。从经济的结构来看，投资率这么高可能跟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关，这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

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前一段时间很好，但是2008年以后这4年不好。原因大致分三类，一类叫制度红利，一类叫城市化红利，或者是经济转型红利，还有一类叫追赶者红利。展望未来，制度红利还在，还会持续，城市化红利也还会有，但是城市化从数量上会减弱，速度一定是减慢的，当然质量可能改善。追赶者红利也还有，中国经济的发展离发达国家距离还很远，而且有更有利的地方，就是因为教育的改善，中国人学习的能力在增强。30年前能够直接跟世界上最领先的科学家、工程师交流的人非常少，现在随便抓都能抓到很多人。但不利的是，30年前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那个时候可以向日本、韩国学习，搞外向型经济，现在不能再这么做了，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大到了足以影响国际商品价格的程度。所以追赶者红利也有危险，中国除了需要向别人学习以外，还得自己创新。好消息是，跟30年前比，现在中国的创新能力是大大加强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潜在亮点。在自己创新的过程中，大国就不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红利。还有就是，如果中国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可能带来效率的改善，这也属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

下面看一下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因为上面讲了，增长和收入分配有关系，如果居民收入太少，投资率就会太高，影响效率。消费率比较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社保不很令人满意，比如说房价很贵，比如说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比较高，穷人储蓄率比较少，富人储蓄率比较高。但是这些理论都是关于居民储蓄的，数据显示，其实居民的储蓄率非常稳定。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居民储蓄多了，而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多了。所以要想改善中国国民的福利，让消费的比重更大，要想让经济再持续地增长，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让居民可支配收入占的比重变得更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要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 D P的比重，就要知道它过去为什么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包含劳动者报酬、财产性收入、从政府那拿到的转移支付，但是在中国劳动者报酬占的比重在下降，居民财产性占的比重也在下降，那么就要进一步问，是什么造成了它们的下降。

第一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占G D P的比重逐渐降低，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逐渐上升，是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据测算，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61%来自产业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30%左右来自于工业内部的变化，还有9%左右是其它因素造成的。农业中用的资本比较少，而且统计上没有把土地的租金给单独核算，全算入了劳动者报酬，所以农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的比重比较高。但是这个不能改变。

工业内部的变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国有经济的改制。以前国有企业里面的剩余劳动力多，所以国有企业劳动者报酬占的更高，现在相对低一点。另外国有企业劳动者报酬占比也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随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小，它整体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也就在下降。这两个原因不应该改变，不能说为了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就让国有企业多留剩余劳动力。但是另一个原因可以改变，就是工业部门市场垄断势力增强。当市场的垄断势力加强，垄断收入作为资本收入的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就加大了，劳动者收入占的比重就会下降。

问题在于，除了还有10%没有被解释的以外，这三个解释因素的比重是60%，20%，10%。也就是说，尽管垄断势力增加是一个因素，但是它占的比重只有十分之一而已。此外，有人提出可以通过增加工资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但是高工资的话就业增长的速度就会减慢，可能工资提高的速度要快于就业下降的速度，可能两者抵消。

降低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可行的办法除了上面说的改善竞争环境，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更加公平的竞争以外还有四项，现在政府也在做。一个是通过增加企业分红，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一个是加快利率市场化的速度，尤其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速度，不久前发布的收入分配改革的指导意见里面也强调了这两点；另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的，要增加国企分红，降低社保缴费率，提高社保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最后，发展服务业，因为服务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高于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