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影响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

前28年效率的改善特别重要，后面的这几年投资增长的速度更重要。这就很让人担心，这是不可持续的。

白重恩说，政府收入多了以后往往增加政府消费，就是增加政府的非投资性支出。政府的收入多了，但是政府并没有全部拿去投资，那么因为政府投资形成的财富没有居民希望的那么多，居民就还要投资，这是为什么收入分配会影响居民投资的一个因素。然而，居民往往不直接投资，而是通过金融机构，把钱放到企业那，由企业进行投资。政府的投资和居民通过中介来进行的投资，得到的回报一定不一样，这也会影响居民的选择。

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多了，企业既不分红，获得的利润也低，于是有很多的议论。因为当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以后，往往企业的支出就增加了，这跟政府消费增加是对应的。企业用自己的钱投资和企业通过银行或者通过资本市场向居民借钱投资，效率也会有差别。有一个自由现金流理论，当企业有很多自由现金流的时候，它不需要找银行借钱，投资不受到市场的约束，效率可能就不会那么高。于是居民也会觉得自己财富不够，需要继续投资来达到一定的要求。

另外，企业和政府之间投资的效率可能也不一样，而且不完全可替代，于是不同的分配也会影响投资和消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尽管政府未来的财富在居民之间怎么分配不确定，但是如果这笔财富政府没有收走，就形成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居民拿去做各种各样的投资，虽然不知道未来的回报确切是多少，但是知道回报一定归自己。

以上这些原因就导致收入在三部门分配会影响居民的消费、投资以及投资的效率。

影响投资率和消费率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收入在企业、居民和政府三部门之间的分配。研究者往往还关心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多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多强，这个跟效率有关，也跟三部门之间的分配扯上了联系。

关于投资率太高对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影响，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是，政府想拉动经济的增长的速度，但是出口不取决于政府，消费也不能直接干预，政府最容易影响的是投资，所以政府有很强的冲动拉动投资。这就是凯恩斯的理论，但这不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方法。学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的理论只适用于短期。

以上是对三部门之间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介绍。总结来说：第一个，它会影响需求的结构；第二个，它也会影响投资的效率；第三个，它通过影响需求结构，间接影响效率。下面看一下中国的情况。

白重恩说，在讲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看中国过去增长的来源是什么。除了要素投入的增加，包括人力资源的增长和资本的增长，还有效率的改善。G D P的增长大致可以分解成三个部分，一个是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一个是资本产出比的增长率，资本产出比就是单位G D P所用的资本总量，不是单位G D P投资，因为投资只是资本的一部分，还有资本存量在；第三项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这个非常重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个百分点会带来G D P1.75个百分点的增长，它除了对G D P的增长有直接贡献以外，还可以改善投资的效率，通过投资间接拉动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的情况大致可以分成两段，一个是2007年之前，一个是2008年及之后。1979年到2007年，中国以不变价计算的G D P增长率平均每年是9.8%，2008年到2011年是9.7%，基本上没有变，但是增长的来源非常不一样。前28年间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比较快，平均每年2 .7个百分点，后面的4年速度减慢了，只有1 .8个百分点，这之间差0 .9个百分点。前28年间，资本产出比基本上每年以0.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它带来的G D P增长也差不多是0.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9.8%的G D P增长率中只有0.2%是来自资本的深化，也就是每个单位G D P所用的资本量，所以这个不重要。可是2008到2011年之间就很不一样了，资本产出比以每年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带来的G D P增长是3 .8个百分点。与之相应的是，1979年到2007年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每年是3 .8个百分点，带来G D P增长是6.7个百分点。后4年全要素增长是2 .2个百分点，带来G D P的增长是3.9个百分点。

这也就是说，前28年效率的改善特别重要，后面的这几年投资增长的速度更重要。这就很让人担心，因为要求单位G D P的资本使用量每年以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最后就没有消费全部是投资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