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出最优效费比

新军事革命发生之初，PPBS制度的推行存在缺乏执行力和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妨碍了体系作战能力的形成。美军认识到，没有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变革，以作战理念、作战样式、编制编成等要素构成的显性军事革命难以持久。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军以强化联合作战能力的整体筹划和顶层设计为牵引，建立“联合能力集成和发展系统”，加强规划计划与体系作战能力需求的协调，在原有的规划-计划-预算体系中加进“执行”（E）环节，形成规划-计划-预算-执行制度（PPBES），进而完成PPBS适应信息化战争形态的改造。由此，PPBES制度与联合作战编制编成、信息化建设并称为驱动新军事革命的“三驾马车”。

建立系统化的资源配置制度是实行军事革命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PPBES制度具有优秀的系统整合基因。其运行的基本程序是：根据国家安全形势确定国家安全目标，根据国家安全目标制定国家军事战略，根据国家军事战略及其目标合理确定各项任务，根据任务确定各种军事力量发展的规模和结构，根据军事力量发展的规模和结构确定军费的分配，根据各种军事需求重要性的不同，确定资源优先分配的等级。这样，就把整个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科学统筹起来，形成一种资源配置的系统集成。在PPBES中，只要是完成同一类任务，均须将经费统一纳入一个项目或类别中，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平衡，以决定其优先顺序和取舍。

系统配置必然要求结构优化。利用PPBES的结构优化功能整合各军种建设资源，可以有效地克服各军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弊端，迫使那些“不顾效益而漫天要价的将军”从经济效益角度，思考国防和军队建设。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缩减了国防预算，但对新型力量建设投入却不降反增，纷纷对本国高端科技和新型力量建设进行超前部署；许多国家军队维持性经费比重不断下降，建设性经费比重显著上升，尤其是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建设、信息化建设、特种力量建设等费用增加很快。

管理成本控制是提高管理效益的核心问题。上世纪70年代，美国曾做过一项评估，武器装备技术升级比率为每年4.5%，照此计算，1975年美国一年的国防预算额，到2054年将只能购买一艘军舰、一辆坦克和一架飞机。事实确实如此，最初研制的轻型隐型飞机造价不超过1000万美元，而“B－2”隐型轰炸机价格为22亿美元；目前“宙斯盾”驱逐舰的价格为10亿美元，一艘“尼米兹”级航母裸舰为45亿美元，舰载机为100亿至200亿，而一艘即将装备美军的福特级航母裸舰的预计价格竟然高达140亿美元！如此算来，一个航母编队战斗群至少要花费几百亿美元。可以说，信息化建设成本高昂、装备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效益发展，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成本，保证军费向战斗力生成的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投入，才能生成和保持战斗力。

因此，西方国家注重严密的成本效益分析，对每个军事项目都要用运筹学方法和计算模拟技术，分析出最优效费比。西方国家还实行军费全程管理制度尤其是军费监督制度，普遍加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