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七：土地体制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土地房屋体制改革是城镇化的关键？

周天勇：我认为现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矛盾都是由于土地和房屋体制不顺导致的，实际上就是土地体制所固有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主导土地资源分配，二是土地产权不清。低价征地，而地价房价上涨，实际上就是转移了农民的相当多利益。一个未来社会极不稳定的隐患性的问题是，现在已经进城的3亿多农民人口没有住房，未来还有4亿左右农民要进城，怎么解决他们的居住，路线和方案，似乎还没有想好。有些国家是用贫民窟方式解决的，如巴西、印度等。有人提出，可以向新加坡学习，给他们建公、廉租房，甚至提出，政府建了，给每户分一套。这是一种乌托邦。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人口太多，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未来养老缺口将非常巨大。如果政府将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都背在自己身上，财政无疑会破产，下场会比希腊还要惨。

还有一个隐患是，如果不提前有一个解决6亿到7亿进城农民人口的住房问题的思路和综合性方案，任其发展下去，十到数十年后，7亿左右无自己住房的后进城人口租住2亿左右有多套房的城市原居民的房，形成食利的房主和将自己工资40％交房东的佃民两个阶级。过去的城镇收入差距，将转入城市，形成新的收入和财富巨大差距。

防患于未然，必须改革土地和房屋体制。一要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土地供应，消除弱化目前土地指标分配带来的影响。二是全部土地国有化，然后延长土地使用年限，确权发证。三是所有土地平等入市、挂牌交易，都要按市场价格等价交换。四是废除政府土地出让金，改成房地产税及其交易税。不动产税的开征要有几个配套条件，延长住宅使用年限；房屋中所含的过高的出让金要退税；对低收入、退休和失业群体要有特殊政策。

另外，在解决中国城乡居民居者有其屋的问题上，要解放思想，允许小产权房和集资合作建房，只要符合规划和建设标准，自然人和法人可直接购地建设住宅等等。要解决中国7亿左右城镇化中人口的住房，多渠道、多种形式，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总比单一渠道、一个形式要好得多。何况，我们目前商品房的体制，以及建保障房的幻想，解决7亿左右人的住房问题，根本没有出路可走。

问题八：建设什么样的城镇化社会

中国经济时报：到底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化社会？

周天勇：我认为需要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把人弄到城市里以后，政府主导的福利化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两项制度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教育公平。要加大教育的投入，把义务教育从9年扩大到12年，要给每个人公平的、同等的能力，不能因为是穷人上不起高中、大学，而富人能上得起，导致富人的能力比穷人强，这样过去的城乡贫富差距就会在城镇中新移民的代际之间进行转移、继承。国家必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儿子成绩很好，可能上别的学校收费很高，但是可以上军校、师范、农业院校、矿业院校，国家在这方面应加大资助。这是建立公平社会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

另一个是需要形成底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制度，就是进入城镇的，都能干成事。政府要提供一种制度的条件，绝大部分人只要有能力，勤奋努力，就能够成功。主要指创业的准入条件、政府监管、税费水平等等创业的环境。如果政府设置的准入条件特别高，税费特别多，那么底层人士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通道。这个通道顺畅，才能产生更多的中小企业和中产阶层。

未来中国城镇人口达到80％，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美好生活，一小部分群体，国家帮助，要建设和形成一个人人努力、有竞争、有效率、有国家兜底的、充满活力的社会。（记者 周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