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实质是性奴役)是日军在侵华战争及二战期间最灭绝人性、伤天害理的罪行之一,为国际法所不容。然而,事隔七十年之后,有个叫桥下彻的人竟抛出慰安妇在战争期间“必要”的谬论,真是恬不知耻,让所有具有良知的人都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慨

正义的呼唤

性奴役为天理不容,也为国际法所不容。

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各种强制、胁迫和欺骗的手段征召和买卖一些女孩,并通过“慰安站”(更确切地说,是性奴役机构)来控制她们。这是日军所犯的国际法罪行之一。然而,在二战后为追究日本侵略罪行而成立的东京国际刑事法庭,在1946年4月至1948年11月间的审判却没有起诉日本官员在“性奴隶”方面的罪行,这在法理上讲也是极不负责、极不公正的。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没有审判,并不等于世界忘记了这段历史。2000年12月,在日本、菲律宾和韩国所组成的国际组织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战争罪国际法庭,专门就慰安妇问题进行起诉和审理。参加诉讼的幸存者有75人左右,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内地、东帝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35位“慰安妇”幸存者。这些受害者非常勇敢,她们为了能更有力地揭露日本军队的暴行,在整个案子审理中,除一名证人要求用代用名(Ms.X)以外,所有其他人都在法庭上用了她们的真名真姓,而且拒绝法庭提供的任何保护措施。

战争罪法庭适用的法律也都是现行的国际法律。四名法官都是世界上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知名的法律专家,其中庭长为美国籍的麦当娜女士,她在这之前曾是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庭长。该法庭所起诉的被告共有10人。他们分别是:天皇裕仁、松井石根、畑俊六、寺内寿一、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小林跻造、安藤利吉以及山下奉文。所有这些被告在战争期间都在日本政府或日本军队中身居要职。被告有不少已经不在人世。这些人虽然已不在人世,但“慰安妇”所带来的法律或关于正义能够实现等重要问题却始终存在,没有解决。因此,为了还历史以公正,也为了还成千上万的“慰安妇”受害者以公正,以警告后世,国际社会认为有必要对这些被告的“性奴役”行为从法律上作出一个结论。

血泪史控诉

日本军队以欺骗和暴力手段,使成千上万的少女和妇女被迫进入性奴役系统。一旦身陷其中,她们就惨遭强奸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性侵犯,而且被禁锢在非人的“慰安”机构中,没有任何自由。每个“慰安妇”都有一部用自己的血泪所写成的历史。所以在审理期间,来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慰安妇”幸存者都勇敢地站在法庭上,用自己的血和泪控诉日本军队的兽行和滔天罪行。

在战争罪法庭审理期间所出示的证据充分表明:日本政府和军方对“慰安站”的妇女和少女实施了控制行为。日本军方和其民间代理机构宣称自己是妇女的主人,他们以武力和欺骗的手段征召和买卖妇女；限制她们的人身自由并严惩试图逃跑的人；要求她们服从日本军队,接受奴役；反复多次强奸她们并实施其他形式的性侵犯；如果她们不服从,就会进行严刑拷打和残酷体罚；强制她们接受与强奸有关的非人道的医学检查；让她们意外受孕,却又迫使她们堕胎或者放弃孩子；当她们不能再提供有效服务时便惨遭杀戮或被无情遗弃。所有这些行为中的任何一种都肯定无误地在国际法律上构成“战争罪”或“反人类罪”中的“强奸罪”和“性奴役罪”。

公正的判决

案审证据表明,“慰安系统”是一个通过奴役妇女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系统。它为日本军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对其侵占区内成千上万的妇女强奸或性奴役提供便利,并试图以此来鼓舞战争士气,以继续其发动侵略战争。“慰安妇”系统规模之大、条件之恶劣,所有“慰安站”的运作又如此协调,这就不能不让人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即“慰安系统”是经日本国家认可和批准的强奸和性奴役系统。

战争罪法庭最后认定:依据有关被告的权力、被告对“慰安系统”犯罪性质的了解以及他们对建立维持“慰安系统”所不断参与的调查结果,所有的被告都是有罪的,因此法庭最后判决日本天皇裕仁、松井石根、畑俊六、寺内寿一、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小林跻造和安藤利吉应对“慰安妇”制度的建立及对“慰安妇”的迫害负责,并承担法律刑事责任。

对“慰安妇”案的审理和判决,是为了让日本政府能够对以前的所作所为有一个清醒认识,也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国际人权法已有广泛传播的现代社会,桥下彻居然还要为性奴役这样罪恶万千的罪行进行粉饰和开脱,这真是无耻之极。“性奴役”是国际法上的战争罪行。桥下彻如此无耻的反动,自然受到了包括中国、韩国及美国等整个国际社会的遣责和声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