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与活跃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工人阶级和贫困人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友联系。一个南方的无产者或在北方工作的南方工人，一般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其中许多人还在农村生活。相反，这个无产者很多的日常需求越来越多地要通过非正式劳动来满足，比如经营小卖店、小公交，在自家后院开修车铺、种菜，或是在乡下老家保留一小块自留地。这些现象不仅仅在南非存在，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以不同形式存在着。

如果社会主义要成为抵制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药方，社会主义就必须照顾到我们这个时代数亿城市和农村贫民的理想和生存，而不能仅仅是现代化，盲目模仿西方，或者直接实行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变得不可持续，如果我们要拯救世界，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将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关系只能让我们在危机和矛盾中越陷越深。为“现代化”而现代化和脱离了发展的“增长”必须要由另一种逻辑代替，我们需要将社会需求置于利润之上，家庭和社区的可持续性、本地的经济发展要成为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的重要部分。

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经济危机

世界资本主义目前正处于自20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大萧条跨越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战后，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才经历了一段持续的增长和稳定期。

从1973年石油危机开始，全球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又一轮的经济停滞和危机。不久，危机的震中就扩展到了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始于70年代末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引起“第三世界债务”的直接原因是发达的“第一世界”的主要私营金融机构非理性的借贷。尤其是欧洲的银行因参与国际石油交易而赚的盆丰钵满，将数十亿美元借贷给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钱大多都被用在了耗费巨大、对可持续发展毫无益处的形象工程上。到了70年代末，贫困的贷款国显然无力偿还。在这一背景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关键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头换面，获得了新的授权。这两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建立的机构旨在为受战争破坏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建和发展提供资金，而当时它们的新使命就是通过残酷的、强制的“结构调整计划”榨干第三世界国家，挽救资本主义金融业。

过去40多年来，资本主义经历了几次严重的地区性危机，包括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1990年日本股市危机，以及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这些危机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缓慢走向停滞的漫长过程中爆发的。这一长期趋势会因投机泡沫而暂时放缓，然而泡沫最终会破灭。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银行业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巨大改变。危机没有被转嫁到边缘地带，震中直接落在资本主义积累和占据的传统核心区域——美国，随后是日本和欧洲。而此次危机击中了垄断资本主义行业的心脏——金融业。因此，其对全世界产生的冲击可谓影响深远。考虑到与大萧条时期相比，全球化程度已大大提高，冲击的力度也不同以往。尽管一些经济体以较低速度保持了增长（比如中国），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进入经济衰退，或是长期的经济停滞。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就业机会化为乌有，房产被收回，企业破产。短期或中期内全球资本主义能否复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这场危机的成因。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作出科学分析。他指出，这种循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特有问题。一些外在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害或社会动乱等也会引起资本主义危机。然而，战争、自然灾害或社会动乱更可能是资本主义内部危机所引发的结果，而非根本原因。

要了解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还需要了解美国经济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1870—1970年的100年间，美国的生产力实现前所未有的提高，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大幅增长。这样的经济现实成为了“美国梦”、“消费主义”以及美国工人阶级相对被动性的基础。拥有一辆小车和一幢位于城郊的房子成为美国式生活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中的经济主导地位，尤其是强大的生产力开始被日本、台湾和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和一些欧洲经济体所挑战，美国的工厂（固定投资）盈利缩水。这造成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因为美国的资本开始向有着更高生产力，尤其是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地方转移。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有6%的企业利润来自海外，而在本世纪初这一比例上升至21%。

全球化带来了“金融化”的失控，全球每天有价值数十万亿美元的资本被用作投机，而和生产性的投资相去甚远。同时，美国运用其政治、军事尤其是金融实力，通过增加贷款推高国内消费，尽管从上世纪70年代起国内实际工资水平只降不升。随着美国消费支撑起全球市场，出口导向型的亚洲制造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第三世界的石油生产国成为了生产的主要地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因此居高不下。

支撑美国国内消费的有各种“创新”金融工具，其中有“次级抵押贷款”，即向无购房能力的人提供的房贷。这种房贷初始是较低的优惠利率，设想随着购房人职业生涯上升，分期还贷能力相应增加，在抵押还贷期间利率会不断提高。房贷机构将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优质贷款混合后，再卖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是2007—2008年危机的催化剂。这场危机造成美国四大银行之一——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破产，多家银行以及两大房贷抵押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不得不靠暂时的“国有化”（花公众的钱）来获得救助。因次贷和各种有毒贷款被分切混合在一起，欧美各大金融机构并不清楚购买的是何种金融产品。银行对相互拆借心存戒备，实体经济中流动性消耗殆尽，直接影响生产和消费，这对中国等制造业大国构成沉重打击。

面对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全球化和垄断化的金融业拿不出清晰的应对之策。它在拯救银行和刺激资本主义增长之间抉择两难。一方面，它试图通过公众买单的救助方案来挽救金融机构，比如强制政府执行严厉的紧缩措施，甚至将民选政府撵下台（比如在希腊和意大利），让支持预算缩减的金融业“技术官员”取而代之。另一方面，这些紧缩措施和救援方案抑制了市场需求，让资本主义增长前景黯淡。紧缩措施在许多发达国家遇到选民的强烈抵制，撼动了中左和中右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然而，单纯反对紧缩措施，却拿不出任何后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简而言之，即社会主义道路），无法让全球经济走出目前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