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话题】

我国现行刑法总则中大量使用了“犯罪分子”的概念。如刑法典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第43条规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等等。

【独家观点】

“犯罪分子”作为政治学范畴的概念，用于官方的行政公文中并无不可，却不宜作为法律用语使用，更不应成为最具强制性、严肃性的刑法规范的最上位载体——刑法典中的法律语言。否则，势必混淆政治用语与法律用语的原则界限，损及刑法规范的严密性、精准性与科学性。

【法律较真】

首先，“犯罪分子”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实践的产物。我们不否认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但同时也要看到，犯罪除社会危害性(某种意义上亦可称阶级性)这一本质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法律特征，即应受惩罚性和罪过。在阶级矛盾尖锐、阶级斗争剧烈的特定历史时期，强调刑法的阶级性(社会危害性)无疑是必要的，但在阶级斗争早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举国上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刑事立法的阶级统治功能与社会治理功能理应统筹兼顾，并由以往偏向维护阶级统治转向更加注重化解社会矛盾。况且，关于“犯罪分子”这一概念的外延，究竟是泛指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员，还是已被刑事立案的犯罪嫌疑人，抑或仅指罪犯，在理论和实务界一直众说纷纭、争议不休。基于上述考量，在刑法典中删除早已不合时宜、政治色彩浓厚且指代不明的“犯罪分子”提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其次，“犯罪分子”的提法，实际上是将犯罪人员加以类型化和标签化，不利于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教育改造功能。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分子”系指“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知识分子、积极分子、投机分子。”根据“分子”在语言学上的定义，“犯罪分子”的概念无疑应解释为具有犯罪倾向和特征的人。然而，事实上，现实中行为人之所以实施犯罪，除那些不存在犯罪动机和目的的过失犯罪以外，绝大多数故意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仅仅是源于人性的自私和贪婪，与特定阶级、阶层、集团背景或者犯罪倾向、习性并无必然联系(犯罪集团或惯犯除外)。这样，将犯罪行为人一概而论地冠以“犯罪分子”头衔，很容易使涉罪人员产生被类型化、边缘化的错觉，不利于矫正其犯罪心理、促成其回归社会。

再次，现行刑事诉讼法作为刑事程序法，早已不再使用类似于“犯罪分子”的“人犯”概念，这在客观上要求作为刑事实体法的刑法典做出相应调整，修正“犯罪分子”的提法。1979年颁布的刑诉法中，一般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各阶段，将受刑事追究者笼统地称为“被告人”或“人犯”。1996年修改后的刑诉法，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删除了“人犯”这一易与“罪犯”概念相混淆的称谓，将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加以区分，被追诉者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前称为“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后称为“被告人”，从而体现了立法指导思想的进步和立法技术的成熟。然而，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却令人遗憾地将1979年出台的刑法典中明显带有政治斗争色彩的“犯罪分子”概念沿袭了下来。此后，最高立法机关虽然屡次出台刑法修正案，但修正的范畴却仅限于刑法分则中的各罪，对于总则中的“犯罪分子”称谓，未予引起关注，以致保留至今。这种情况，势必给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协调统一无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从而造成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相关规定各说各话、相互抵触的尴尬局面。为此，建议最高立法机关通过制定出台刑法修正案，删除现行刑法总则中频繁使用的“犯罪分子”称谓，并结合相关法条的具体语境，依据行为人所处的不同诉讼阶段，分别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称谓加以表述。

(作者单位:浙江省义乌市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