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建立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监控体系，官员财产申报没有意义

中国青年报：你们书中有个很有意思的悖论——俄罗斯、越南、印尼等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都显得很完备，但腐败问题却很严重，相比之下，英美等发达国家在这一制度上并不是特别详细周全，腐败问题却轻得多。这怎么解释？

房宁：这个悖论的确存在。拿美国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举例。美国关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法律规定并不是特别细致，主要就是一部《政府道德法案》。而菲律宾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看上去非常完备、严谨，从1960年开始就不停地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即便有看似完备的制度与严格的执行，菲律宾依然是世界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制度完备的国家反腐效果不好，制度看上去不太细致的国家却比较清廉，这个现象说明，观察反腐问题，不能只局限于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与公示本身。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各国社会经济的基础管理水平，决定着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实际效果。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对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有着非常严密的全流程监控，在严格的痕迹管理体系之下，几乎每个社会成员的财务、税收以及相关金融活动，都会有详细的统计和完整的记录，而且信息比较准确。由于对整体社会成员有严密的监管，再针对社会成员中的某一群体如官员进行监管就容易多了。相比之下，在菲律宾、越南、俄罗斯等国，虽然制度看上去很完备，但是由于对社会经济基础活动的监控水平不行，官员财产公开与否、公开多少意义都不大，因为政府很难掌握实际情况，更别说通过财产申报与公示来发现、查处腐败了。

中国青年报：这一现象对我国有什么启示？

房宁：简单来说，就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一定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循序渐进，从基础的配套制度做起，建立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监控体系。否则，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即使建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应当看到，我国当前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管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套房子即便转手多次，每次转手的时间、价格、买卖双方、缴税情况等信息都能清楚查到。可是在我们国家，竟然会出现一个人有好几张身份证，又用每个身份证买好多套房的事情。在这种状况下，官员隐匿、转移财产很容易，申报、公示财产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有一个文化方面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一个“人情社会”里实行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更要考虑如何限制亲情、友情对个人财产申报真实性的影响。

当然，我国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着手行动。比如国务院近期提出，在3年内要实现地级以上城市的住房信息联网。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还远远不够。我们在考察法国时发现，人家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的内容规定得非常详细，连人身保险、艺术收藏、无形资产、客户资源等都有涉及。这说明，人家对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监控非常严密，这正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

中国青年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应该尽快建立，所谓循序渐进的提法都是在给不建立这一制度找借口。对此，您怎么看？

房宁：我同意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采取积极的态度，但不是急急忙忙搞出一套法条就行了。我们的研究表明，不从整体入手，建立健全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监控体系，干部财产申报没有意义。

当前全社会对反腐败问题的关注度非常高，迫切想要通过各种制度遏制腐败。反腐败需要热情，但不能急躁，带着情绪是做不好工作的。对于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而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应当在认真研究别人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一步一步建立好这项制度。不然，本来是挺好的一锅饭，最后硬是给做成夹生的，那就太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