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双语童子功

20岁以前林语堂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胜过中国文化，直到30岁执教北大才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

林语堂幼时打过蒙学底子，青少年时代受过西学中高等教育。

1895年10月，林语堂生于福建漳州龙溪县农民牧师家庭，家里基督教与儒教并行不悖，中西合璧。6岁前受父亲蒙学教育，启蒙读物是儒学经典，如《四书》、《五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林语堂算是有了一些蒙学底子，但也只是感性的背功。6岁时林语堂未入私塾，却入了村办教会小学，10岁就读厦门教会学校，13岁入厦门寻源书院读中学。17岁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在此学得更悦耳更道地的英语；校藏五千余册书被他阅遍。西洋生活进而是西洋文明对他具有潜移默化之效，更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熏陶。

自幼就浸染于西方文化，11年西式教育，英语的自然习得与课堂学得的系统教育使林语堂对英语以及西方文化的感悟之深甚于汉语，却一度荒废了汉语及中国文化功底。诚如《林语堂自传》所言，20岁以前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胜过中国文化，直到30岁执教北大才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这是那个时代教会的教育特色，却成就了林语堂独特的英语童子功：英语至少与汉语平分秋色，在理性认知和系统把握上甚至超过汉语。

终身脚踏中西文化

平等比较是中西文化理解、沟通、借鉴的基础，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一过程重铸了作为文化人的林语堂，使他成为通识中西之一人。

林语堂从小就生活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终身与二者打交道，或学，或教，或比较，或偏爱，或回望，须臾不曾放下，直到终老香港。

（一）三次弥补中国文化

1916年大学毕业，林语堂被聘为清华大学英语教师，到了清华才发现：“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于是，开始了漫长的中国文化补课历程，这是第一次受冲击甚至是刺激的补课：读《红楼梦》，逛北京琉璃厂，与博学的书店老板攀谈，恶补中国文学和文化，其欧化的语言得以涤清，文笔得以温润。这是第一次补课，补于教学之余，可归为感性层次的知识弥补。

1919年秋，林语堂留学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师从白璧德学比较文学，因学费告缺，第二年转学收费较低的欧洲，先法国，后德国，最后入定莱比锡大学主攻语言学。该校中国研究室中文藏书相当丰富，林语堂如饥似渴，深入阅读《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等，同时训练了考、释等问学方法。这是第二次补课，补于留学之余，可归为学理层次的深度弥补。

1923年林语堂获博士学位回国，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1927年3月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9月任中央研究院英文编辑，兼任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处长，从事的仍是文化交流，同时编英语教材，写文章，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这期间弥补中国文化则更为便利，涉及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中西文化比较与汇通更显成功，办刊、撰文、著书、编教材等，都曾轰动一时。这是第三次补课，补于工作、生活以及社会活动，他由文化补课走向文化创造与传播。

林语堂中国文化的三次补课，前两次是恶补，第三次则是渐补，这种闲逸式、研究式和生活式补习相继而为，无形中都在比较中西文化，奠定了他从译和沟通中西的基础。

（二）推崇西化

因接受了西方朴实的观念，林语堂一生都在追求独立的人格与品格。与当时许多海归派一样，林语堂回国后参与了新文化运动，成了鲁迅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同样关注国民性改造，著有《论中外之国民性》等文，属于鲁迅主导的《语丝》派。回国之初，林语堂算是彻底的欧化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欲废传统向西学，要欧化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生活方式、制度等均应仿效欧美，甚至认为汉族是败类，可见其西化程度之深。

（三）平视互补

西化一段时间后，林语堂与鲁迅等激进派渐行渐远，因成长环境特殊也未入保守派，却走上了独善其身的中间路。这种人格中间取向，导致文化中立。本来，游学西方可开人视野，最终要养成一种国际观。从西化的极端回身向中时，他首先从小孩、守时、人情、老人、图书馆、丧礼等40多个方面比较了中西文化，认为西优于中，用西方对比思考中国，他处处不满，要向西方学习；反之，感悟西方，他也失望，认为西方又该学习中国。平等比较是中西文化理解、沟通、借鉴的基础，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一过程重铸了作为文化人的林语堂，使他成为通识中西之一人。

（四）文化回归

其实，中西文化的平视过程始于他赴美之前，1934年他曾忏悔回国后所做之文患有哈佛病，声调太高，这是他在比较之中或之后对中国文化的重识，更多的是精神上对中国的认同和融合，直至把庄子、苏东坡等先哲视为隔代知音，以至于到美国写出了《苏东坡传》。这表明他开始重识母语文化。经过比较，受西方文化参照，林语堂对中国文化体悟更真切，历久弥新。

常言道：距离产生美。有人说，只有离国才爱国。1936年离京赴美，回望故国，他参悟出中国文化的智与美，称之为“我之重新发现祖国”。这一回望不打紧，中西文化从平视转向了西消中涨。有一次在牛津讲演，他喻东方文明如美女，胜过西洋美女玛丽亚。最典型的是这样一件文化大事：因著《大地》而获诺贝尔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中国虽然生活了40年，并译过《水浒传》，可她仍然邀请林语堂向西方译介中国，看好的正是他的英语水平和对中西文化的了解。林语堂果不负望，《吾国吾民》1935年在美国一面世，就引起轰动，其成功之处在于纠正了西方的偏见，消除了误解，写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