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遗憾的是，至今还有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民主制”具有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且竭力要把那种“自由的民主制”移植到中国。然而，在那个“自由的民主制”出生的母国，我们却看到不少真诚追求真实的自由民主的著名人士奋起揭露那种自由民主制度的虚伪性。

罗伯特·赖克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7年9—10月号发表文章, 题为《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他指出：“民主绝非仅仅是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过程。民主是唯有依靠公民联合起来推进共同利益的制度。虽然自由市场给许多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它同时扩大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使得就业更无保障，造成了全球变暖那样的环境危险。……民主的目的是实现我们以个人之力所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当公司利用政治来加强或维护它们的竞争地位，或者貌似肩负起它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或权力去履行的社会责任，民主就不可能发挥作用了”。他认为公司操纵政治来维护自己的私利，损害大众的公共利益，是资本主义扼杀民主的重要原因。

罗伯特·赖克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得以扼杀民主的另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它使广大公民同时成了似乎受惠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消费者和投资者”；“这是令人尴尬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想法：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想要好的交易；作为公民，我们不喜欢这些交易带来的诸多不好的社会后果。……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欲望往往成为胜利者，因为我们身为公民的价值观缺乏有效的表达方式，最多不过是以激烈的言辞直接批评错误的对象。这是在超级资本主义时代，民主的真正危机所在”。为什么这是“民主的真正危机所在”呢？因为每个公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维护自己“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私人利益时，往往就顾不上维护作为公民应该维护的大众公共利益；在投票时就会投下维护自由的市场利益和公司利益而不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支持票。这些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公司认同为自己“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私人利益的庇护者，就像当年恩格斯说的把普鲁士的封建依附农制度和封建领主认同为自己利益的庇护者的农奴一样，不自觉地维护着实际上使自己遭受剥削压迫的制度和政府。这样，公民们维护自己共同利益的价值观自然就不可能有“有效的表达方式”了。也就是说，公民们就不可能对公司和维护公司利益的政府施加有效的监督了，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和人民就不可能避免历史周期律的“劫数”了。

3.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剔除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误读和附加。正是为了挣脱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苦难，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出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再进一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达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在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由人民选举、人民监督的公职人员组成的真正民主的政府，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除脑体劳动分工，从而最后消除阶级差别和阶级再产生的土壤，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幸的是，后人对这一理论做了许多误读和附加，实践中干了许多错事，以致在苏联和东欧酿成导致社会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代替的灾难，在意识形态上导致许多人抛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转而信仰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需要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真剔除先前的误读和附加。例如，对“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的误读和附加，认定由于私有制是阶级产生的根源，实现全面公有化就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阶级。由此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不顾发展生产力的实际要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导致生产力的破坏。二是实现全面公有化以后忽视了隐性的阶级的存在和再产生的可能性，从而忽视了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的必要性，结果就像苏联那样，在欢呼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莺歌燕舞声中生长出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可夫列夫等人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资产阶级，而在公众面前声称在苏联已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勃列日涅夫却在私下说“共产主义不过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由此决定，要消灭阶级，就必须“消灭分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第1卷，第571页）这样就能使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发展自由个性，按照自己的天赋、爱好，发展科学技术、或文化艺术、或组织管理的才能，那时，“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决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正因为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消除贫困，就必须实行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以避免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引起贫富两极分化和周期性危机给劳动阶级带来的苦难和对生产力的破坏，以保证劳动阶级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在推动生产力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促进自身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提高，向着消除脑体劳动差别的目标逐步推进。

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化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在开始阶段，只限于剥夺地产和流亡分子、叛乱分子的财产，在银行系统和运输系统首先实行国有化，以保证国家经济大命脉紧紧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只有“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之时，才会将“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其中“联合起来的个人”一语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由此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当初似乎设想过社会主义可能要经历一个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那样一个“初级阶段”。

由此可见，认为彻底实现公有化就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阶级，是后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读和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