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并非延迟退休的基本依据

记者：延迟退休和养老金缺口有无关系，为什么？

郑功成：我一直不赞同将减少养老金支出作为延迟退休年龄的基本依据，因为退休年龄的延长与否主要应取决于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及人口结构与就业状况等要素，如果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延长、人口结构老化、就业需求扩张，则必然要延迟退休年龄，反之亦然，而减少养老金支出只不过是在追求上述目标的同时产生的一个客观结果而已。因此，我认为在决定我国是否延迟退休年龄时切不可本末倒置。在国际上，最有发言权的无疑是第一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德国，该国采取现收现付财务模式，养老账户资金始终充足，2011年还盈余45亿欧元，德国政府决定从2012年将养老保险费率从19.9%（劳资缴费各占50%）降至19.6%，并宣布2012年养老金待遇继续提高，但同时也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延迟退休年龄，即从现行的65岁逐步延长到2029年的67岁。世界养老保险制度的创始国并非因养老金缺口而延迟退休年龄，而是以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与人口结构变化作为依据，这是维护代际公平的需要。况且，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并不存在缺口问题。一些地区出现年度收不抵支现象，不过是这一制度处于地方分割状态下的畸形结果，它不能掩盖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持续增长的客观事实。因此，以局部地区养老金缺口为由来解释延迟退休年龄显然是说不通的。

记者：对待养老金问题，国家做了哪些政策准备？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郑功成：2000年建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一种有远见的战略储备，它现有规模近万亿元，如果再加上不断做实的个人账户基金，积累的基金总量会持续壮大。今后需要进行的工作主要包括：一是尽快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这是彻底解决部分地区收支缺口问题的治本之计；二是在集中管理、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对结余基金采取合理组合的方式进行有偿运营，真正实现保值增值的目标；三是厘清历史欠账，并用历史的方法化解这种债务，让新型制度轻装上阵；四是调整责任分担机制，包括明确政府的责任及其承担方式，均衡用人单位与参保人的缴费负担等；五是有序推动补充养老保险发展，真正构建多层性的养老保险制度。总之，政府要以理性来优化制度安排，学者要负起科学研究与理性发声的责任，公众对这一制度则应当具有足够的信心。（记者 柳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