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政治举措

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除赴以时，以避炎瘴;下诏罪己，封神祭祀;考核政绩，奖惩官吏

宋代政府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救灾责任主体的作用，采取了医学、经济和政治的措施加以积极应对。从960年至1279年，宋政府颁布了190条应对疫病的诏令。主要政治举措有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政府是否决定对疫病采取应对措施，关键在于地方官吏提供的信息是否及时和准确。这就要求建立健全的信息流通渠道，包括疫情的收集、上报、接收、处理、传播和使用。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快速地了解和掌握疫情信息，才能在疫病防治中采取积极的措施，并控制谣言、迷信等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如皇祐四年(1052年)春正月，全国诸路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的奏章却很少。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宋仁宗的警觉，春正月丁亥宋仁宗发布诏令，“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询问政令传达和执行的情况，并规定凡是有关州县疫情的公文及臣僚奏疏，閤门司、通进司、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等，不得阻留，直达于上。冬十月丁亥，宋仁宗又下诏令转运使、提点刑狱、亲民官条陈救恤之术。宋政府通过规范这些机构的职责，保证中央和地方政令的顺利畅达。

除赴以时，以避炎瘴。宋代政府已经认识到时令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要求上任官员严格按照时令来确定上任时间。如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癸酉，宋真宗“诏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巳已，宋真宗下诏黎州、雅州、维州、贸州等瘴气流行严重地区的官员，按“二年一代”来加以换任。此后，“二年一代”逐渐成为北宋中后期和南宋时期地方官吏、军队驻防和驻泊医官换任的较普遍的时间。庆历六年(1046年)，宋仁宗下诏：“骑军以盛夏出戍，马多道死。自今以八月至二月遣发。”即军队行军避开盛夏炎热多雨的时节，以每年天气较为凉爽的八月至二月出戍，以减少军中疫病的发生，此后遂成为一项定制。

下诏罪己，封神祭祀。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实行“天人合一”的统治方式。在疫病发生时，皇帝通常要发布“罪己诏”，进行反省，内容包括减膳、易服、避殿、决囚、赦天下、祭祀、改元、去尊号等。宋代多位皇帝，“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旨”。如淳化四年(993年)，河南发生水灾，疫病流行，宋太宗“忧劳太切，勤俭过中，乃至进菲薄之膳羞，御补浣之服饰”，进行深刻的反省，随即“发廪减储，以饘济众，损民抑理，以粟爵人”，实行赈济。明道二年(1033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发生干旱、蝗灾和饥饿，接着疫病流行，尤以陕西路关中地区较为突出。六月戊子，宋仁宗下诏，去尊号中“睿圣文武”四字，并告于天地宗庙，令中外直言阙政。但旱灾和疫病仍未消退，十二月丁巳，宋仁宗再次发布《灾伤改景祐元年御札》，试图通过改元来控制灾害和疫病流行造成的影响。

考核政绩，奖惩官吏。宋政府对参与疫病救治的官员，按其救活人数予以升迁和奖惩。如庆历六年(1046年)，黄河在河北路商胡决口，引发饥饿和疫病同时流行，贾昌朝置病坊救治，全活者九十余万，宋政府提升他为观文殿大学士、判都省。绍兴四年(1134年)，福建路龙溪县(治今福建龙溪)发生旱疫，龙溪主簿卓先多方救治，全活甚多，被宋政府擢升为建宁军节度推官。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辛亥，张子盖救援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战士大疫。王克明(1068—1135年)时在军中，医活者几万人。经张子盖奏闻，宋政府授予王克明额内翰林医痊局，赐金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