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较为长远的时段看，政府的清廉指数与民众对官员的有效制约成正比

的确，腐败是人类社会的通病，它根源于人性的“弱点”和官僚体制的弊端。所以，治理腐败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但是，采用何种方式治理腐败，这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也决定了反腐败的成效，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所谓长治久安的问题。

中国的腐败治理最终还是要回到从根本上理顺官民关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轨道上来。那么，哪些制度安排是不可或缺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从目前的情况看，应当如何把什么样的权力关进什么样的制度的笼子里?

从根本上说，通过宪政体制确立现代官民关系是必须的。现代政治的标志之一就是，腐败治理必须走“法治”的道路。所谓的“法治”，并不单单是制定法律来管制社会和人民，更主要地是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性，通过制定和执行法律来规制政府，约束官员。说到底，就是运用宪法和法律来规定官民关系，以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

从较为长远的时段看，政府的清廉指数与民众对官员的有效制约成正比。所以，民众的制约实际是官员最好的防腐剂。任何国度任何体制，失去“民”的制约，权力的腐败将不可避免;不建立、不启用民众制约的制度和机制，要实现反腐防腐的任务，其努力和尝试都会显得笨拙费力而又难以持久奏效。

总之，反腐败需要形成共识。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共识应当包括：第一，腐败事关重大，不仅关涉执政党地位，而且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决不能以经济发展“润滑剂”或影响稳定为借口而敷衍了事;第二，制度漏洞是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原因和条件，因此，腐败治理最终应该归结为制度建设;第三，腐败治理不应该仅仅以查处大案要案、惩治贪官污吏为目标，而应该以废除特权、建立现代官民关系制度为目的;第四，治理腐败不应该仅仅局限为执政党的组织建设，而应该上升为国家政权建设;第五，腐败治理的出路主要不在于各地党政部门的“廉政创新”，而在于立足执政党长期执政和中国“民族复兴”大业之需要所进行的“顶层设计”。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