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的唯一选择就是中国道路

客观地看，以“三权分立”和市场调节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道路，也是建立在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基础之上，相对于封建社会是进步的，因而属于人类文明的结晶。同时，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借鉴了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古典自由主义把政府视作“守夜人”、“敲钟人”，完全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后来发现这只手并不是包治百病。比如19世纪下半叶，控制了美国经济命脉的经济巨头为了巩固其垄断地位，无视员工的利益，奉行所谓“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哲学，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就有了美国的“扒粪运动”，再后来有了“罗斯福新政”，也就是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产生。

一句话，西方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并且也是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如其产生的一个个反垄断法去遏制资本的逐利，否则西方也就不会把马克思主义尊为伟大的思想家。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因为最好的未必是适应自己的，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其实，中国道路的选择也是多因素决定的。

一是中国道路是由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决定的。这条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

从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挑起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卷入由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但是，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很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得不结合自身国情另辟蹊径，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赢得了国家独立发展的国际主体资格。201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量超过百年老店美国，位居第一，这是自1897年以来由美国占据的位置；2012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超过美国，全球第一。这样的辉煌成就是怎么获得的？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取得的。

二是中国道路是由较强抵抗风险制度基因决定的。以这10年为例，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如SARS疫情大面积肆虐、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欧洲债务危机持续蔓延，等等。但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在世界上第一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人均GDP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不仅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而且创造了人民生活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再从世界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已经长达5年，态势仍在延续，欧美日三大经济体仍处在各种经济危机之中。如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几乎零增长或负增长，正在经历第一个“失去十年”；美国拖而不决的财政悬崖又转化为联邦政府开支自动削减，连美国白宫都认为这是“直接扼杀经济增长和就业”；日本患上典型的“日本病”，正在经历第三个“失去十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制度危机，更是道路危机。

三是中国道路是由中华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人，进而产生适应文化性格的制度及其前进道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且难以改变，这便决定了无法套用其他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制度。举例来看，西方文明有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和罗马法。所以西方的法治有深厚的传统，于是形成民众普遍的法治观念和契约意识。我们就不同了，奠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强调德治，这就使中国与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这样的文化及其民族性格不容易改变，坚持复制必将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

四是中国道路是由世界上优秀的贤能政治决定的。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否凝聚人心，能否有决断力和执行力，很重要一点就在于能否把真正优秀的人选到重要岗位。一种体制，如果最终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推举到最关键的位置，如果让党派利益捆住领导人手脚而无法有所作为，这种体制显然出了问题。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形成了富有成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努力做到选贤任能，使德才兼备者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这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共识。不仅如此，被选拔上来的“好苗子”，还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锤炼。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说，中国式贤能政治的优势非常明显。雅虎网站财经频道总编辑亚伦·塔斯克写道：中国领导层的平稳过渡及其调整经济的努力与华盛顿持续的功能紊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相当一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学者看来，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选贤任能择优机制的竞争性，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中国特色选举制度”的成功不只是挑战了西方传统政治理念，更丰富了人类社会选举政治的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