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事业之本，创新人才是一流事业之本。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绝大多数时间都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是名副其实的创造大国、创新大国。只是在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落后了。追求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而今，我们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创新大国转变的阶段。这是一个巨大的、伟大的飞跃，它要求必须从总体上提升国家的创新活力和创新实力，必须造就千千万万、各行各业的创新人才。这已经是举国上下的共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进一步引起了全社会对如何培养创新人才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这不仅是对教育战线提出的问题，而是全社会需要共同攻关的课题。

创新人才和成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当前影响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活动开展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以及创新环境不理想等几方面，也可以简化为人们想不想创新、善不善于创新、能不能创新几方面问题。

重视培育创新动力

创新动力不足，是制约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活动深入开展的深层次问题。人们是否愿意创新，是否在创新路上，行之愈远，斗志愈坚，动力愈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因此，必须重视研究价值观与创新动力的关系。

按照西方学者马里亚诺·格龙多纳的观点，价值观分成两类，一类叫做内在的价值观，一类叫做工具主义性的价值观。前者是指我们不计个人得失而均予遵循的价值观，例如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要求人们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牺牲，有时对于个人而言是“不利”的，然而千百年来却是激励人们为正义事业前赴后继的动力所在。而工具主义性的价值观，是指那种因为它直接对我们有利，我们才予以遵循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一般来说是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多表现为物质的、名利的形态，也多与人们奋斗的阶段相联系。例如，为了挣钱而努力工作，当钱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会保持努力的状态。再如为了评职称而努力工作，当职称解决之后，工作的动力就很快消失。创新也是这样，支持其前行背后的动力就是价值观。为了赚钱而创新，当钱赚到一定程度，就不一定再努力创新了；为了获得学位、职称而创新，当学位、职称拿到手，创新的动力也就烟消云散了。如此看来，要想保持创新的强劲而深厚的动力，必须从解决内在价值观入手。拥有强大的内在价值观的人，具备创造非凡事业并具有可持续的再创造能力，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

西南联大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在物质极度匮乏、生活艰辛备至的条件下，为什么还能培养造就出一大批卓越的学术栋梁、兴业之才？答案只能从西南联大师生们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去找。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面对亡国亡种的现实威胁，每个人都深切感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感到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灭亡的严酷事实，每个人都把自身全部的潜能调动起来，刚毅坚卓、奋不顾身，倘一息尚存，就奋发图强，成才报国以图将来。这一时期的延安窑洞里，抗大学员们同样是粗衣淡饭、土窑石凳，却斗志昂扬，豪气冲天，以民族解放为使命，随时准备着用热血去殉正义的事业。这种条件下的人们，着眼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大义，而不是个人的苟安小利，具备的正是“内在的价值观”，因而他们的动力是无限的，潜能激发是无限的。人们总是说，我们缺乏创新的物质条件，的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而在一定条件下，创新的强劲动力也可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也同样不容忽视。

再如钱伟长先生，他于1931年考入清华。本来是学文科的，国文和历史成绩特别优秀，但数、物、化、外语则极差，据说4门课加起来也只有25分。钱先生选好志愿的第二天，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他意识到，只有科学才能救国，于是主动要求改学物理。在他的反复要求下，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先生只好同意了，但要求他必须在一年内，数学微积分和物理成绩考到70分以上，否则就将他退回中文系。在当时的清华，基础课和专业课能够考到70分，是很不容易的。钱先生此后非常用功，除了吃饭、睡觉，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学习上。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的成绩迅速提高。第一学期结束时，他的物理及格了；第二学期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都考了80多分。后世人们评价这件事情的时候，更多是认为学校应当创造宽松成才环境，帮助青年人圆科学梦。笔者认为，这件事情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帮助青年人圆了科学梦还是文学梦，而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激发了青年人的创造力和潜力，是“志高远者智必达”的一个生动案例。现代教育研究也证明，非智力因素对于人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再看我们今天，孩子们从小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被动地、机械地、枯燥地学习，而到底为什么而学习，并不是每个学生都从内在价值观的层次解决了。为了考上一个好学校、考上一个好专业、争取一份好工作而努力学习，是多数孩子的状态。多数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也多是工具主义性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上对于成功、幸福、荣耀等观念的片面性宣传，推动了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泛滥。诚然追求成名发财、过上个人的好日子，也并不是过错，但是如果不是把个人的成名发财看做是为社会做贡献、为人类造福行为的一种副产品，而是当做首要的目标来追求的话，出现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甚至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行为也就不奇怪了，随着个人小目标的实现，创造力枯竭也是必然的。人类历史上，“恶”、“私”都曾经是撬动历史进步的杠杆，但是在今天，靠小“私”的价值观念不能完全解决个人长远发展的动力。为了考上好学校、获得一份好工作而努力学习，一旦考上大学或者获得了一份差不多的职业，则意味着革命到底了，学习动力消失了，创造的深层次动力也就没有了。

跳出狭隘的个人主义桎梏，追求造福人类社会，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受到推崇的崇高理想境界。尽管这并不是多数，也许正因为稀少，更显得弥足珍贵。如比尔·盖茨、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等等，每个人都是才华卓异、富可敌国，被誉为新时代的创业英雄。他们巨大的影响力并不在于其天才的智商和优异的技术、商业表现，而在于其远大的理想和价值观。比尔?盖茨说，有非凡志向，才有非凡成就；乔布斯说，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毛主席也有名言：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来吃世界来了，而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扎克伯格对伙伴们宣扬最多的是“让我们共同建立持久的文化价值，并且为了从前人手中接管这个世界而全力以赴”。真是有胸怀美国、放眼世界的气魄和豪迈！有了这种想法和追求，怎么会因为追逐到个人的蝇头小利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怎么会因为已经获得些小成绩而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呢？对此，值得我们反思。小平同志反复教导我们，要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教育我们的青年。我们长期以来提倡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努力对全人类有较大贡献”、“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等等价值观念，不是过时了，而是发扬很不够。

为了培养具有强劲而持久创新能力的千百万人才，我们应当大力倡导人们树立内在的价值观。对于创新人才培养来说，爱国主义精神、追求科学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造福社会的精神尤其具有现实意义。这些精神也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应当抓住宝贵机会，迎头赶上，做好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