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意识多元化，已经成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和出发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全面变革的社会来说，利益的分化不仅释放出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也激发了强烈的政治参与诉求，从根本上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内部的关系，使改革的重心从单纯地向社会放权转变为既要给社会放权赋能，更要约束国家权力。推进有序政治参与发挥着既增强社会权利、又制约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在有序政治参与过程中，多元的社会利益也可以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共同的制度平台上相互博弈，提高社会的认同感和包容性，保持制度的弹性和应变性，并逐渐将各种社会政治关系稳定化、规范化。

利益多元化是政治参与扩大的前提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不仅带来了全社会整体财富的快速积累，也加快了社会利益的分化。随之而来的是权利意识的复苏。在社会整体财富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已经分化的社会群体，关注的重点转变为利益分配是否合理，利益格局是否均衡，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这种关注点的转变，使得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后果开始显现出来，利益多元化也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成为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当下的利益多元化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利益多元化过程中两极化趋势明显。以基尼系数为衡量标准，中国的贫富差距存在着不断拉大的趋势。这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感，诱发了“仇富仇官”意识，使得人们对于机会公平的制度改革要求更为迫切。

其次，利益多元化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社会焦虑感。利益多元化必然导致需求多元化，各个利益群体都会把维护自己的利益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首要原则。而现有的制度无论在渠道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完全满足短时间内出现的如此多样、并且不断提高的需求。需求的受挫激发了对解决当下问题的担心，和对未来前景的忧虑。

第三，社会利益多元化推动了执政党内部利益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来自社会不同群体。尽管对于每个党员有着统一的政治要求，执政党有着明确的使命，但是每个党员相互间存在着差别。利益的多元化，既影响到党的意志在党内的有效贯彻，也为权力的滥用提供了条件。

第四，各利益群体间矛盾更加突出，并有激化的可能。各社会群体利益的提升速度和获得利益的规模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些差距有诸多体制机制因素，由此导致各社会群体对现有体制的不满意，并将这种不满意扩大到相互之间。

第五，个别利益群体积极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为自身的利益诉求建构理论。利益的多元化导致了观念的多样化，有自觉意识的利益群体都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自己的理论，以使自身的利益诉求正当化、价值理念普遍化。互联网为这些观念的表达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扩大其社会影响，使其从虚拟网络走向社会现实。这些系统化理论化的观念也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