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必须容纳政治参与的扩大

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表明，社会利益多元化必然会推动政治参与的扩大，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有赖于政治制度对于激增的利益诉求的有效回应和疏通整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群体与体制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并且以多种形式的行动呈现出来。

首先，在各种形式的选举中，竞争性不断提升。一些社会群体或者个人都希望借助选举平台来表达诉求，进入体制。党组织对于候选人的推荐协商功能受到冲击，选举结果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

第二，在利益维护方面，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一方面，通过新的利益关系结合的一些社会群体，在积极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由于无法得到体制的直接支持，开始采取组织化行动;另一方面，在现有的组织化社会中，一些群体的利益受到体制性伤害，开始自我组织起来。互联网的发展，为目标更具体、规模更小的组织化行动以及跨区域、行业的组织化行动提供了条件。

第三，在政策议题方面，来自社会的诉求更加强烈。利益的多元化推动了多种意见的表达，而社会公众对于自身利益问题的日益关注，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产生的问题不断增多之间形成相互增强的关系。这些意见诉求对于决策者构成了巨大压力，推动了政策议题的设定与改变。

第四，政治娱乐化和政治冷漠也在滋长蔓延。利益多元化也意味着多种方式的政治态度表达。政治娱乐化主要体现在年轻群体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中间，表现为极端形式的、以吸引注意力为目的的行为主义表演。政治冷漠弥漫在许多群体之间，或者出于对政治的失望，或者因为兴趣的转移。

第五，党内的政治参与也在不断复杂化。社会的多元化必然会投射到执政党内部，推动党内多种利益诉求和意见的产生。这一方面导致了党内意见统一过程的艰巨，另一方面也为统一的政令法令贯彻设置了障碍。

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优势是有效的社会动员力和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这是建立在社会内部的一致性和政治资源的高度集中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多元化以及随之出现的政治参与的多样化，如果不能成为体制改造的建设性力量，显然会制约这种体制优势的发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历史性改变，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紧密地互动起来。国内社会力量与国际社会力量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国内政治参与不仅有了国际范围的参照系，而且有了可以获得支持的国外力量，这加剧了国内政治参与的复杂性，也会激化某些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不必然直接导致政治体制的完善，反而会加重制度改革的负担。因此，必须将政治参与的扩大纳入制度框架之内，激发建设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