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外交部前司长张宏喜先生在《环球时报》上撰文，提出“中国需要基辛格式‘外交明星’”。这是一名内行对外交工作新局面的殷切期盼，笔者很赞同。但该文认为，由于外交的特殊，再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选调一批“将军大使”、“省长大使”、“教授大使”来充实外交队伍，提升外交工作水平，是认识的“误区”。笔者对此有些不同看法，认为从其他部门适当遴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员出任驻外大使，是当前应该考虑的一项改革措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交往处于被封锁状态，外交工作举步维艰。中央选调一批兵团级军事干部出任驻外大使，如黄镇、耿飚、韩念龙、王幼平、姬鹏飞等。这些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将军们虽然是外交“新兵”，但他们有横刀立马的魄力、统领全局的能力和处变不惊的定力，在复杂多变的外交斗争中神定气闲，挥洒自如，充分展现了新中国外交的崭新风格。他们的一些经典事迹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上世纪70年代初，新华社驻波恩记者王殊不唯书，不唯上，不人云亦云，在“苏联战略究竟是向西，还是向东”以及“战后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还是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两个重要问题上力排众议，提出独到见解，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毛主席和周总理专门接见王殊，兴致勃勃地纵论天下大势三个多小时。王殊在驻波恩记者岗位上被任命为中德建交谈判的中方全权代表。随后又以临时代办的身份筹建中国大使馆。2年后，出任中国驻联邦德国第二任大使。任满回国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这是一段“记者当大使”的佳话。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关方面也曾从各地选拔过一批干部到使馆熟悉外交业务，后陆续派往各使馆正式任职。这表明，从其他部门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外交队伍的选择从未被放弃，今后应该继续探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