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基辛格在1969年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前，也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在那里整整教了18年的书。他厚积薄发，“出山”不到 3年即协助尼克松总统实现了改变世界格局的美中破冰之旅。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任用位高望重人士出任重要国家大使职位的例子。如以色列现任驻华大使马腾来华前是国土防卫部长。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任命部长担任驻华大使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外长利伯曼说，中国是重要国家，应由政府高官任大使。马腾还曾担任过科技、文化和体育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是以色列派出的第二位部长级驻华大使。
　　美国总统任命驻外大使时，亦不拘泥于“职业外交官”或“对等级别”这些规格，而更愿意起用自己信任的政商界资深人士，以利于直接掌控对重要大国的外交政策。按外交对等的原则，美国驻华大使应为副部长级官员，而商务部长骆家辉原来是内阁部长，“降格”为大使似乎是“低就”了。但骆家辉本人并没有这样的抱怨，爱说三道四的媒体也没有这样的议论，说明美国朝野都不认为这样做是“屈尊”，因为这种“超规格”的大使实际上是“总统的人”，可以直接给总统打电话。当前，美国的经济正处于危机复危机的困难局面，美中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深度将直接影响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前景。奥巴马总统钦点商务部长出任驻华大使，显然对发挥其经济专长寄予厚望。在国家利益面前，外交规格是可以灵活变通的。
　　适当任命一些“非职业外交官”出任大使有利于根据某一时期双边关系中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派出得力人选。比如1977年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阶段，卡特总统任命曾任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主席的伍德科克出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就是借重他既精于谈判，又熟悉中国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两个特长。又比如海军上将普吕厄退役后，于1999年出任驻华大使。在他担任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期间，中美两军曾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而剑拔弩张，他自然比别人更清楚建立两军危机管理机制的迫切性。派他出使中国，推动美中双边军事交流可谓是“事得其人，才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