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追求升格与高学历将把职教带入歧途

“我们在梳理国家财政、人社与户籍等对职教不公的政策制度过程中，更要深刻检讨职教一些自轻自贱的地方。”纪宝成如是说。

比如，国内高等职业学校普遍存在“招不到学生，国家就不给钱”，招生服务于计划而非服务于质量的现象令人堪忧。有的高等职业学校降到总分100分、80分录满为止，这意味着，高考5门课程平均每门成绩20～30分的学生都可以上大专。一大批低线录取的学生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后，跟不上学习进度，3年之后又不得不降低人才培养标准给予毕业。

国际上任何一种教育模式要么是“严进宽出”，要么是“宽进严出”，从来没有中国高等职业学校这种招生不设门槛，毕业不讲标准的“宽进宽出”现象。这种人才培养方式只会让社会越来越看低职教。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职教“突围”的出路寄托在升格与学历上升方面，且升格动力越来越强劲。纪宝成表示：“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理解为一场职校升格运动的话，将把职教带入歧途。世界上没有哪所小学办得好就办初中，哪所高中办得好就办大学的。”

况且，国内法律界定高等职业教育为大专层次，大部分高等职业学校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由中专升格为大专的，现在不可能像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10年那样，平均每3天诞生一所高等学校。至于职业院校是三年制、四年制或五年制，社会并不怎么关心，而是关心职教培养的人才质量。

职教就是就业教育，要升学去接受普通教育，职业院校要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学生个体的学历上升通道保持畅通，前提是需要付出努力与代价。比如，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可以进入本科院校就读，前提是必须通过语文、数学、外语等基础课的考试。

“现在诱导职教升格的动力一方面是社会评价机制不公平，另一方面是官本位的非教育政策因素在推动。中职变高职，行政级别由正处级变副厅级；高职升本科，行政级别由副厅级变正厅级，地方可以安排不少领导干部。”说起这些，纪宝成痛心疾首。

不解决政策制度层面问题，光喊职教多么重要没有用

“在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现代职教的时代潮流中，应摒弃官僚主义，深入基层，从思想、政策、制度、操作各个层面逐一梳理涉及职教的主要问题，哪些问题是省市一级政府可以解决，哪些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层面统一协调解决。”纪宝成说，“不解决这些政策制度层面上的问题，光空喊职教多么重要没有用。”

同时，政府在政策制度设计上要作表率，创造有利于职教良性发展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发挥广大职业院校校长与教职工的智慧与创造能力；而不是去职业院校指手画脚，越位关注微观操作技术层面的问题。

“思想上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政策制度的改革应该来得更快一些。”纪宝成说，当前，深化改革首先要表现在政策制度上，比如推进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与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分类考试制度等；其次是加大对职教的投入，扩大优质职教资源，表明这类人才培养是重要的与高质量的；第三，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职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在社会上树立和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