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01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变化趋势
1978年—2010年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变化趋势
走向消费大国的经济转型，既决定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又关乎下一步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基本选择。到2020年，我国消费需求有望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如果能够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经济增长。这取决于消费主导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编者按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过去30余年，我国凭借人口红利、全球红利等，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未来5—10年，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何在？转型与改革的动力何在？
从现实看，新的红利源，最终来源于改革，来源于转型。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党的十八大绘就的宏伟蓝图，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正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
在此背景下，光明日报《光明调查》专刊特邀长期从事“改革红利”研究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就如何推动重点领域改革撰写了一组研究报告，以期为“改革红利”的释放建言献策。
2008年以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一直把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作为改革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开展了广泛的国内和国际调研。通过这些调研和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走向消费主导是我国的大势所趋。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充分释放消费需求，足以支撑我国未来10年的中速增长。
我国消费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历史拐点
有人认为我国的消费水平并不低，也有人担心我国实现消费主导容易导致过度消费。调查显示，我国消费率正处在历史的拐点，主要表现在：
⒈我国消费率处在历史的低点
调查显示，我国消费率不仅处于历史低点，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消费率呈逐步下降趋势。20世纪80年代，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曾经达到66%和51.6%，进入本世纪以来，消费率开始急剧下降。200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2.3%和46.4%，2010年急剧降至48.2%和34.9%，10年中分别下降了14.1和11.5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国外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居民消费率在时间横断面上的差别也相当明显。在相同的年份，我国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与典型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也偏低。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金砖五国”中的巴西（64.2%）、印度（63.2%）、南非（56.9%）和俄罗斯（51.3%）。
客观地看，我国仍处在消费较低的水平，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偏低。从统计数据看，2009年，我国人均消费1306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5093美元的三分之一，仅为美国的4%和日本的5.5%。
⒉消费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近几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200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6410亿元，2010年达到154554亿元。“十一五”年均增长18.1%。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1%，均远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消费主体将不断扩大，广大农民有望从潜在消费者变成现实消费者。从收入情况看，城市居民在达到人均收入6000元水平之后，空调、电脑、手机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出现爆发性增长。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可以预测，未来几年农村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将出现明显的增长态势。我国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十分引人注目，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亮点。这个消费潜力的释放，将对新阶段扩大内需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
⒊居民消费结构正处在优化升级阶段
统计数据显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到2011年，城镇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6.3%，农村恩格尔系数则降到40.4%。在生存性支出比例大幅度降低的同时，城乡居民对住房、汽车、电脑、高档电器等消费品的需求更加普遍，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开始大幅增加。
历史地看，改革开放之初吃饭、穿衣等私人产品的严重短缺逐步成为历史，全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的时代开始到来。这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的发展性消费支出比例明显超过生存性消费支出比例。例如，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为什么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普遍、更为强烈？原因就在于，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公共安全、基本住房、资源环境等公共产品的短缺，开始成为全社会的突出矛盾。适应这个大趋势，基本满足全社会对基本公共产品的需求，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任务。
内外形势变化迫切要求实现消费主导
未来5－8年，我国的经济转型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挑战。从外部来看，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从国内来看，我国仍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投资消费失衡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走向消费主导成为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必然选择。
⒈外部市场的萎缩使得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我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尤其是当前美国面临“财政悬崖”，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外部市场很难在短期内恢复。鉴于全球经济减速、欧债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全面下调美欧2013年经济增长预期。其中，将美国2013年经济增长率调整为2%，下调了0.6个百分点，失业率仍在高位运行，达到7.8%。将欧盟2013年经济增长率降为负增长0.1%，连续两年负增长。另外，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不断加大。而随着近来欧洲债务危机逐渐扩大，许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更为明显。据世贸组织报告显示，从2010年11月中旬至2011年12月6月，20国集团国家总共颁布124项贸易限制措施。独立调查机构则估计，2011年全球实行的贸易限制措施比2010年增加了36%。
⒉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突出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消费和投资在绝对值上都有较快增长。但是，总体上看，消费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投资增长速度，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纵向看，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1978年以来，我国投资需求持续扩张，投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投资率由1978年的38.2%上升到2009年的47.7%，到2010年更是高达48.6%，明显偏离最优水平。尽管从1995～2000年，投资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从40.5%逐步下降到35.3%；与此相对应，消费率在这个时期有所反弹，从58.1%上升到62.3%；但2000～2010年，投资率开始转头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加快，从2000年的35.3%开始持续提高，到2010年达到48.6%，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消费率转头快速下降，同期从62.3%下降到48.2%，年均下降近1.5个百分点。
横向比较，世界投资率稳中略有下降，而我国投资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78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投资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指数数据库资料显示，1978～2006年，世界208个经济体的平均投资率为22.7%，从1978年的25.1%稳步下降到2006年的21.5%，并趋于稳定在22%左右。
⒊投资主导严重扭曲产业结构
从近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的突出矛盾看，投资主导模式还扭曲了供给结构，造成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过去30年，我国的投资主导主要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上。这既有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客观原因，也有体制性根源。由于第二产业更能给地方带来GDP（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所以地方政府热衷于工业项目投资，导致服务业增长缓慢。调查来看，2011年，我国服务业比例（43.4%）不仅远低于2000年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70.1%），而且也低于2000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7.5%）。在产业贡献率上，2007年以来第三产业贡献率开始下降，2010年降到38.54%。而第二产业贡献率则达到57.61%，工业贡献率达到49.16%，呈现明显的工业主导的特征。2010年，在金砖五国中，我国服务业贡献率（38.9%）低于印度（61.7%）、巴西（52.6%）、俄罗斯（46.1%），对增长的贡献率仅高于南非。
⒋投资主导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
一是传统产业面临产能过剩。以钢铁行业为例：1998年钢铁行业的产量达到1亿吨，2003年达到2亿吨，从1亿吨到2亿吨花了5年时间；但2003年后，钢铁行业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产量增加了4亿吨，2010年超过6亿吨。据《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显示，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6亿吨，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左右。
二是新兴产业也面临产能过剩。以光伏产业为例：根据《中国光伏产业发展报告》的资料显示，我国光伏产业在2004年之后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连续5年的年增长率超过100%。在投资快速扩张后，产能出现严重过剩。截至2012年12月，光伏组件的价格从2008年以前的每瓦3.8美元降至每瓦0.6美元。2012年，全球光伏组件的需求量约为25G瓦，而仅我国的光伏组件产能就高达40G瓦，产能严重过剩。除此之外，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主要是铜）等的产量都已经达到或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这些产品主要依赖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如果房地产投资继续减速，这些产品无一不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威胁。
⒌投资主导下投资边际产出持续下降
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投资的进一步扩张，投资率虽然很高，但投资效率很低。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中每1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产生3.17元的GDP，到2011年只能产生1.51元的GDP，10余年里投资产出率下降了近一半。在发展模式不变的情况下，未来若想保持同一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投资额度不断增长。
⒍投资主导加大金融系统性风险
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商业银行将大量信贷资源投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产业和政府形象工程项目，导致银行业不良贷款发生率较高。据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称，中国银行业贷款质量和盈利能力2013年将进一步下滑，预计2013年末不良贷款率将达3%左右。
此外，地方金融风险在投资主导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据2012年1月4日审计署公布的《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在违规担保、违规抵押、未及时安排资金、违规使用资金、虚假出资等五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未整改完毕。
走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据《2010年中国改革调查问卷》调查显示，56.49%的专家认为“十二五”我国居民消费率将达到40%—45%。按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的设想，如果相关政策和改革到位，“十二五”有可能初步实现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把消费率从48%提高到55%左右，把居民消费率从35%提高到45%左右，就能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对此，建议“十二五”期间要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⒈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加快推进投资转型
第一，从短期看，消费增长是一个慢变量，投资对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从中长期看，投资要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内在的增长动力。由此，使其不至于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给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制造更多障碍，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实现扩大消费与增加投资的动态平衡，使投资的增长能够反映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方向和客观趋势。
改变投资结构。第一，改变以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投资结构。第二，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比如，未来10年，估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大概2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第三，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例如，未来5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要由2.75%上升至5%是有条件的，预计需要4万亿元的投资。美国的文化增加值占它的GDP总量高达20%左右，韩国、日本是15%左右。从现实看，我国文化消费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与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是不相适应的。第四，加大城镇化建设的投资。例如，我国每增加一个市民，需要新增综合投资10万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1.5个百分点，需新增1500万—2000万人，年综合投资在1.5万亿—2万亿元左右。从人口的城镇化来看，对拉动城镇化的投资需求很大。
优化投资来源。第一，投资需求增长会给社会资本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优化投资来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初步估计，新增投资的70%左右需要社会资本投入，未来的发展需求给社会资本投入提供了巨大空间。第二，支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行业。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这不仅能缓解经济发展的困难，而且还能够提高投资效率，改善经济结构。第三，民营经济发展要从打破“政策玻璃门”到打破“利益玻璃门”。“新36条”的出台表明，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阻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行业利益相当普遍，这种局面不打破，有了好的政策也很难使社会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
加快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调整投资结构，使新增国有资本投资主要配置在自然垄断领域、公共产品领域、以及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第一，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第二，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支持国有资本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以提升国家竞争力；第三，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国有资本的收支分红比例能够在未来5年切实提高到25%左右，将会有几万亿资金，能大大弥补养老资金的缺口。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第一，对改革严重滞后的铁路、盐业等行业，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第二，对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应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在自然垄断环节强调国有资本主导，在竞争性环节对民营经济放开。第三，对城市公用事业，要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60%-70%的投资来自社会资本，只有社会资本的投资成为主要部分，才有可能使投资适应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使投资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⒉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各方面对收入分配改革寄予很大希望。从总的来看，收入分配改革牵动影响消费主导的经济社会转型全局，如果往后拖对经济转型将十分不利。
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切实改善民生。
着力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第一，中产阶层是扩大消费的社会主体。有研究指出，占人口不到25%的中等收入者，其消费约占社会消费总量的50%。第二，我国中产阶层发展有很大的空间。有机构测算，若以收入等组合标准来测算，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约为2.4亿人，约占23%。未来10年我国要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中产阶层比重至少应当在40%左右。第三，推进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我国纳税的主体是需要尽快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在结构性减税上破题；建立健全居民财产权保护制度，使中等收入群体对政策具有稳定的预期和现实的保障；进一步完善就业和创业体系。
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建立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公开透明是理顺收入分配最基础的制度。如果公开透明做好了，从“三公”经费公开开始，很多事情都能寻求较好的解决办法。第一，尽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记制度与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这是杜绝灰色收入，健全收入分配体系的前提。第二，逐步全面推进官员财产公开。财产公开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决心和判断问题。推进财产公开对我国的收入分配、解决腐败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基础性建设，对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措施。第三，全面实现财政预决算公开透明。以加快“三公”经费公开透明为重点，管好政府的“钱袋子”，对降低行政费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意义重大。
⒊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十二五”期间，我国有条件比原计划提前5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样，不仅有利于改变消费预期，而且对化解社会矛盾也具有重大影响。
尽快出台“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国性规划。这些年居民收入明显增加，居民消费率却逐年下降，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使得对未来预期不稳，有明显加大预防性储蓄的倾向；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有利于在危机中化解社会矛盾，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在危机中化解社会矛盾。
继续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根据我们的测算，未来5年，要初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及地方财政大概需要投入15万亿到20万亿元。从中央和省两级财政的综合情况看，只要下决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这个投资规模是能够做到的。
重点推进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尤其是要加快公立医院改革。
推进以公益性为目标的事业单位改革。首先，要把事业单位改革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相结合，统筹考虑；其次，要有推进力度，在未来的2-3年切实有所突破。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十二五”总体上解决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时机、条件成熟，建议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行动方案，促进这项改革的重要突破。
加快城镇基本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同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第一，基本保障性住房建设中要明确土地、政府投资等约束性指标，切实加强监督、监察。第二，防止基本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走形变样，以及由此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第三，研究出台基本保障性住房的相关管理制度，包括后期管理、政府监管等。
⒋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
从扩大消费需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看，当前宏观税负偏高，财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无论是扩大消费还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都与现行的财税体制直接相关。走向消费主导，迫切需要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应当说，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社会各方面有高度共识，问题在于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第一，逐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第二，逐步降低企业税负，尤其是小微企业税负，使劳动收入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第三，加快财政公开透明化进程。（调查人：苗树彬 张飞）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