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思维方式启发下，李大钊对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观察、分析与理解，他认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非常重要。而历史学的认识功能对此发生了两种影响。一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二是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获得这两个正确认识，有利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运用到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中。换言之，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置具体的国情于不顾。李大钊具有的深厚历史学基础对他认识中国国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此，他认为，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国情下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发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一批学者对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此次论战之后，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加快了脚步。部分历史学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停留在浅表层面，在论证的过程中还显得比较粗糙或稚嫩，但是，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在当时却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历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是由当时社会发展和学术内在理路决定的。这次论战同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思想与政治背景。不仅如此，论战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道路，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历史学界围绕着社会史问题进行的学术讨论，实际上反映出当时历史学界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即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具体指导和实际需求，以及历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促进与应用。

在我们看来，历史学研究的问题越现实，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越有其实现的可能性。社会史论战为共产党人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趋势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因为随着中国社会剧烈变迁，新问题也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人们寻求破解近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要流向。著名学者郭湛波这样评论说，当唯物史观（或者如马克思所使用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中国思想界的时候，就必然对中国历史学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历史学家已经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特别是随着历史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型，此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问题。尽管中国知识分子最初对唯物史观的掌握仍然是肤浅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大多出自一些浅显的初级或间接的选本；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的论者，对于唯物史观的使用是有选择性的，也未能将其同史学上其他的社会经济方法清楚地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