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古”与“时”的关系，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这一命题始终受到历代史家的关注，成为历史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大家都以“博古”著称，致力于为古史订误补阙，历史考据学蔚然成风。由此导致相关研究中的一种误解，认为乾嘉史家“博古”而不“知时”，有人据此批评他们埋头于故纸堆中，完全脱离现实需要，为考据而考据。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这一时期的史家具有“博古”倾向，就断言他们有“嗜古”之癖；治史路径上的“博古”未必一定昧于“知时”，也未必就一定导致历史观念上“厚古薄今”。恰恰相反，由博文稽古所夯实的深厚的古学功底，反而使他们发现了古史中的诸多问题，从而对“博古”与“知时”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好古而不薄今

清代乾嘉时期，治史注重考据的风气达到极盛。他们诠解蒙滞，审核舛驳，对先秦以来的史学遗产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而在博综史事、探本溯源的过程中，很多史家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了“好古而不薄今”的辩证意识。

钱大昕作为乾嘉时期历史考据学的杰出代表，在研究中不迷信古史，亦不专信一史，而是旁征博引，反复考订。他提出：“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将欲补亡订误，必当博涉群书。”（《潜研堂文集》卷十八《续通志列传总序》）他强调博古考据的重要，但同时也明确表明，稽古只是订补古史的重要手段，而绝非目的。他对于名物、职官、舆地研究，都非常注意古今的会通和历代的因革损益，明确反对“重古轻今”的学术倾向。针对清人所见的金石资料远胜古人的情况，他更是慨叹说：“谁谓今人不如古哉！”（《潜研堂文集》卷二五《山左金石志序》）

同为乾嘉史家翘楚的王鸣盛也强调：“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学诸书》）他非常注重“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尖锐地批评治史“不通古今”之弊，切中了某些佞古积癖学者的痼疾。

洪亮吉也大力抨击当时社会上一些陋儒的“佞古”之弊，认为“风俗之厚薄，原有今不如古者，亦有今远过于古者”（《卷施阁文甲集》补遗《再与袁简斋书》）。他强调古今有短长，时代有差异，不必事事师古，展示了在“博古”与“知时”上的理性认识。

作为清代浙东史学巨擘的章学诚，对“博古”与“知时”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他不仅注意到了“古”、“今”的时代差异，反对世人不关心现实社会，因“好古”而“贱今”，而且还非常注意“古”、“今”的相因之义。他明确指出：“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文史通义》内篇三《史释》）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历代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处，后人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领会其精神实质，从而更好地解决当代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