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古而不泥古

从学术方法上讲，“宋明的学问是悟的，清代的学问是证的……宋明的学问是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怀疑的”，傅斯年的这一概括很好地把握了乾嘉学派的学术特色。正是这种实证与怀疑的精神，使得乾嘉学者对古史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从而在古今关系上呈现出“师古而不泥古”的历史自觉。

王鸣盛以“好古”著称，但却并不“泥古”。他认为：“古可好，不可泥也……圣人亦不能背时而复古。”（《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学诸书》）他总结历代学术发展的规律，主张“作者当随时变通，不可泥古”（《十七史商榷》卷七○《新纪太简》）。告诫后人，研究历史应该懂得文体随时而变的道理，如果盲从古人，必然不能适应当代社会。他还以史家撰写历史为例，强调“编年虽古法，而古不可泥，宜以后出为定”（《十七史商榷》卷九九《正史编年二体》）。倘若后代史家纪事一味模仿古代史家笔法，那么人们将看不出“古”、“今”历史的时代差异，更看不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

钱大昕针对某些人不通“古”、“今”历史，仅仅用大一统观点评价东周时期历史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后儒去古日远，不考封建之制，强立议论，要于经义无当也。”（《潜研堂文集》卷七《答问四》）如果不考虑历史的发展，混淆“古”、“今”社会的不同特征，在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上就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他还将这种对“古”、“今”关系的认识自觉地应用于对历史的评价之中，在“古”、“今”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了可贵的理论认识。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礼法制度，人们对待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应该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措施，而不能因为“好古”而照搬前人的做法。如果不考虑具体时代，把“古”、“今”制度简单地相互比附，只能陷入非历史主义的泥潭，导致理论认识上的错误。

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古”、“今”时代差异也得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他认为后世必然胜过前代，反对世人盲目崇古和是古非今的做法，强调“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必不尽强今以服古也……是则先王制礼，有必不可易者，亦有必不能仍者。如井田、封建、宗法，尧舜不能复行于后世”（《章学诚遗书》卷七《述学驳文》）。他主张根据客观形势制定政策，反对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照搬到当今社会，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时异势殊，师古者但师其义，远胜于泥古而被其毒。这种主张无疑是着眼于现实时代，贯穿着发展进化的社会历史观。